中国古代文献之浩繁，历代典章制度之复杂，虽穷尽毕生之力，亦难于通晓。这给我们的研究既带来方便，也带来难度。倘若我们掉以轻心，不事核查，往往出错。
　　近日读到陈鲁民先生的文章 《爱叫官衔的古代文人》 （见 《深圳特区报》2008年12月29日），该文对古代文人的称名现象作出解释，不无教益。但是该文对古代官职级别的述说多有失误。笔者学识浅陋，提出异议，与陈先生商讨。
　　陈文说： “王羲之，书圣也，世人却喜欢叫他王右军，一个大约副科级官员的称谓。”按史书记载，王羲之曾作 “右军将军”，但这个官职绝对不是 “副科级”。右军将军这个官职，是西晋武帝泰始年间 （公元265-274年）设置的，与 “前军”、 “左军”、 “后军”合称为四军将军，是禁军将领之一，职责是护卫皇帝宫廷的安全，官阶为四品。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东晋兴宁二年（公元364年）才告止，而王羲之在三年前就去世了。晋代官阶分为九品，四品官阶已经相当高了。而今天的副科级只相当于晋代的九品。不知道陈先生依据什么说 “右军将军”是 “副科级”。
　　陈文说： “杜甫，一代诗圣，只当过几天的检校工部员外郎，是个没什么实权的芝麻粒闲官。”说它是个没有实权的闲官，是正确的。但认为它是个 “芝麻粒”大小的官就错了。唐朝的官阶也分九品，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官阶为五品，是穿红色官服的主。杜甫诗中也说： “扶病垂朱绂” （《春日江村五首》其四），朱绂就是红色的官服。唐代官服制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红，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说五品官是“芝麻粒”，言过其实了。
　　陈文说： “阮籍， ‘竹林七贤’之一，虽博学多识，崇尚老庄，蔑视礼教，对 ‘礼俗之士’常以 ‘白眼’相视，却因为任过一个相当于排长的步兵校尉，故后世称 ‘阮步兵’，实在是羞辱他了。”说 “步兵校尉”相当于今天的 “排长”，这话说得也太没边了。据史书，这个官职为西汉武帝始设，为北军八校尉之一，官俸二千石，位次列卿，职责是戍卫京都。到了阮籍所属的魏晋时期，这个官职的级别为四品，仍然是个重要的职务。它与今天仅带领几十个士兵的排长，差距十万八千里。
　　陈文又说： “最可笑的是柳永，既然‘奉旨填词’，那就好好去当你的白衣卿相，写你的 《望海潮》、 《雨霖铃》、 《八声甘州》，可他不甘寂寞，居然也混了个不尴不尬、可有可无的小官屯田员外郎，后人因此叫他柳屯田，真不知是捧他还是损他。”说“屯田员外郎”是个 “不尴不尬、可有可无的小官”，也不尽合于事实。唐代的官制，尚书省分为六个部：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兵部、工部，各部长官为正三品，每个部下辖四个司，各司的长官称 “郎中”，官阶从五品上，各司的副长官称 “员外郎”，官阶从六品上。 “屯田员外郎”就是工部管辖的屯田司的副长官，如果要与今天作比附，相当于副司级的干部。在唐代，文人以能当个郎官为幸事，不能说这个官职是可有可无的。
　　以上论述所用的史料，见于吕宗力主编的 《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 （北京出版社，1994年出版）。
　　陈先生的文章还说，在普遍喜欢以官衔称名的人群中， “所幸还有那么几个例外”。他举出苏轼、陶渊明等人。文章说： “苏轼虽然当过杭州通判、太守、黄州团练副使，却没有人叫他苏团练、苏太守什么的，要那样叫就实在是俗不可耐了。”苏轼确实没有被人称为 “苏团练”，那是因为他做黄州团练副使是被皇帝下令 “不得签办公事”的，也就是说是有职无权的，所以别人不好用这个官职来奚落他。至于称呼 “苏太守”，那倒是屡见不鲜，不仅他自称过 “太守”，例如 《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说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就是别人也每每以 “苏太守”称呼他，例如，苏轼的好友参寥子，给苏轼寄诗，题目就是 《梅花寄汝阴苏太守》；苏轼的门生晁补之写的 《次韵鲁直谢李右丞送茶》，诗中说： “大胜胶西苏太守，茶汤不美夸薄酒。”所谓 “夸薄酒”，是指苏轼曾讲过的养生之道：不喝浓度高的酒。元代人钱惟喜写的 《岘山分题》，诗中说 “前瞻李别驾，后仰苏太守。文章世争传，风雨樽不朽。”明代人汪广洋写的《南岭杂录》诗中说 “何事眉山苏太守，只将双蟹较圆尖。”可见， “苏太守”这称呼是历代不绝的。
　　陈文说： “因为不肯 ‘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彭泽令，屁股还没坐热，便弃职而去，你若再叫陶县令，那还不是在骂他吗？”其实，从古至今，称呼陶渊明为 “陶彭泽”、 “陶令”，是不绝于耳的。杜甫就多次称他为 “陶彭泽”，如，“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 （《石柜阁》）“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 （《复愁》）仅在 《全唐诗》中出现的 “陶彭泽”就有13次，出现 “陶令”则多达75次。因此，说没人以县令称呼陶渊明，这话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