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峥嵘岁月，60年辉煌历程。为了增强全校师生员工爱国爱校情怀，为学校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我校举办了以“爱国·爱校·奉献”为主题的征文大赛活动，得到全校师生热烈响应。本报将陆续刊登有关文章，展现祖国和学校的蓬勃发展，讴歌建国60年取得的光辉成就。
新中国建立后的60年，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经济力量突飞猛进，大大加强，很快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将超过日本，上升为世界第二。
在党的英明政策指引下，工农业生产力得到大解放。工业产品畅销全世界，因发挥了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许多项目都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使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农业方面克服各种自然灾害，连年获得丰收，以世界大约7%的有效耕地，通过深耕细作，满足了约占世界人口1/4的十三亿人的生活需求，得到世界粮农组织和各国人民的高度赞扬。
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和速度，令人惊喜。高压电力网和高速公路，都星罗棋布，高速铁路也日益增多。入藏高原铁路和三峡大坝水利枢纽都是世界罕见的伟大工程，也如期完美建成，体现了中国人民的超强能量。三峡水库除了有利于防洪灌溉和航行等多种功能，还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水电厂，装机总容量远超原来世界第一的巴西易塔浦水电站。现在单机70万千瓦的大型水轮发电机，中国工厂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与之配套用的巨型加工设备和各种不同要求的高性能材料也应有尽有，由此可以窥见我国工业制造水平之高超和人力物力资源之丰富。
过去对世界奥运会，多少存在神秘感，殊不知2008年我们竞在神州大地上举办了规模宏大“无与伦比”（国际奥委会主席语）的世界夏季奥运会。我国千名体育健儿，驰骋竞技场，夺得了金牌总数冠军，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把“东亚病夫”的耻辱洗刷得精光。
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恩格尔系数（膳食消费所占总消费的比例）显著降低。联合国提出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此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低于30%-40%为富裕。根据本月7日《北京科技报》的报导，我国1949年的恩格尔系数为65.8%，2008年下降到37.3%。虽然一个统计的平均数字，无法反映每个家庭的真实生活状况，但是多少可以表明城乡人民生活质量确实比新中国建立以前优越很多了。
教育是立国之本，是人才之源。我国领导人十分重视教育，具有远见卓识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方针，推进教育事业大发展，当前各级学校学生总数和大学在校学生总数都是世界之最。今年温家宝总理在百忙中还抽出一天时间，亲自到北京35中学考察指导。他上午和初二学生一起连续听了5节课，并作了详细笔记；下午召开会议作指示，对上午的五节课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分别作了详细中肯的点评。总理特别强调了其中第三节“研学”课很好，要求倡导“研究式学习”，拓宽学生思路，学习时多动脑筋，多思索，培养各专业有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为国家创造更辉煌的成就，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祝福我们的祖国在党的领导下，更加繁荣富强。
1985年，巴黎的风光依旧那么宜人，我结束了在居里夫妇大学为期两年的学习和工作。JeanLemaitre教授希望我能留在巴黎工作。但是，考虑到我所从事的材料与结构损伤理论和破坏机理的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正需要我们去开拓建设。我还是决定回到祖国，参与祖国的建设和发展。
回国两年后，我就来到了当时刚刚组建不久的湖北工学院。风风雨雨20多年，我不仅见证了湖北工业大学的成长，更令人骄傲的是，我也是湖北工业大学发展的一名参与者和建设者。
我刚到湖工时候，我国在损伤理论这一近代力学分支的研究基本是一片空白，湖北工学院的科研条件不仅和法国居里夫妇大学无法相比，就是和教育部直属大学以及武汉市的兄弟院校的条件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一个狭小的房间、一个简陋的工作台和同样简陋的实验室，一杯白开水，一个只啃了一半的馒头，就是那几年湖工科研条件最贴切不过的写照。更困难的是资料的匮乏，我和我的同事们不得不四处请朋友们从国外邮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十年磨一剑，完成了《损伤理论及其应用》，这是国内这一学科领域首次面世的专著，此后许多名牌大学都用它作为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教材。该书问世后，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损伤力学专家村上橙男提供优厚的待遇，希望我能到名古屋大学讲学。但在湖工十年的生活和工作，我是真的已经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希望自己的热血和汗水能够为湖工的建设和发展而挥洒。
1996年，我开始集中精力从事我的学术研究。在湖工20余年，培养了7名博士研究生、20多名硕士研究生，他们的工作业绩也给湖工大增添了光彩。我出版专著、译著和研究生教材15部，760万字，这批书在全国有良好的影响，也提升了湖北工业大学在全国学术界和工程界的学术地位。带领的课题组先后完成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项省自然科研基金项目、一项省教育厅的重大科研项目以及纵横项科研项目数十项。我为自己能为湖工的发展和建设稍尽绵薄之力而高兴。我更高兴的是：今天，我们的学校在几代湖工人的努力下蓬勃发展，一片欣欣向荣。
在湖工20多年，我除专业教学科研工作以外，还从事行政工作了八年，曾担任过机械系主任、科研生产处处长、外事处处长、世界银行贷款办主任和院长助理，也可以算是学校各个时期发展转折点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了。
在刚任机械系系主任的时候，当时整个教学科研基础都很薄弱。我和同志们拜访原农机专的老师，了解民情，和他们一起共同制订教学计划和发展规划。后来由于学校的发展，需要组织教师搞科研，学校调我到科研生产处，凭着我在国外和在华工搞科研的经验，我到省科委、省教委汇报，并和相关企业联系，逐步形成了大学搞科研的框架。三年后学校需要对外开放，我又被调任为外事处处长。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抓住了世界银行贷款的好机遇，我出任了世行贷款办主任，凭高效率的工作作风和诚挚友好的态度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高教研究所所长闵维方教授中方专家组组长成为朋友，我校的申请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当时的评审工作进行得很紧张，竞争也很激烈。我们几乎月月都要往北京跑，电话一来，说走就走，可以说是日夜奔跑、风雨兼程。1990年春节，正月初四我和我的同事就出现在北大、北师大的校园里。专家说，你们送来的洪山菜苔和莲藕是贵校的深情厚意。我们用真情感动了专家,150万美圆的世行贷款对我校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98年，教育部对我校进行本科教学合格评估时，我们把被子搬到办公室住，肚子饿了，买了100斤红薯在煤火炉上烤着和大家一起充饥。我们整的材料（十几个书架的材料几乎占了一整房间）得到了专家的认同和好评。
回顾我在湖工20多年，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值得欣慰的是，很多都是开创性的工作，就像我的专业工作一样，把房子建好了让后人来住，把路和桥架好了，让过往的车辆和人民满载着物流和人流奔向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幸福大道。
我自豪，我也是湖北工业大学发展的一名建设者。
清晨，当我漫步在校园浓密的林荫道上，眺望那从东方的树梢中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观赏着披着雾霭的一幢幢大楼，观赏着在晨曦中早练的人群，倾听着从小河边、从树林中传出的朗朗书声，我的心情如醉如痴，仿佛游走在浓墨重彩的画卷中。
更令人激动的是，我也是个画中人！
在这举国同庆共和国六十周年华诞的时刻，作为湖工人回忆湖工的发展历程，心情只能用“骄傲”两个字来形容。我在这块土地上待了五十多个年头。人生的五十年就是“毕生”了。我的毕生精力耗在这块土地上。我的年轻时代，这里是大片农田，我们除了工作，上课，还要从事农业劳动，耕种这片土地。我的壮年时期，除了工作、上课，还要参加阶级斗争，直到停止工作，停止上课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待到“不惑之年”，我仍在无所作为的苦闷中彷徨，为找不到希望而大惑不解。
1978年，年轻的共和国迎来了伟大的时刻，我们的民族集体觉醒，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被伟人邓小平领上了历史的拐点。从此，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始告别贫困，繁荣发展。湖工也在这个拐点上迎来了新生。
从此，在这片农田上一栋栋新楼相继立起，一条条宽阔的道路向前延伸，一株株幼苗吸足了阳光雨露比着拼着往上长，一片片小树林渐渐成了浓密的绿荫。
从此，一批又一批的年青学子满脸挂着稚气和对未来的憧憬走进校园；一批又一批抹掉了稚气，胸怀满腔抱负的年青人迈出校门，踏上荆楚大地，走进神州山川，去践行富国强兵、振兴民族的大业。每每获得湖工学子们创业的喜讯，总有“滴滴汗水诚滋桃李满天下，爿爿匠心终育英才泽神州”的感慨。大概，这也是我们那一辈湖工人的共同感受。
每天清晨，我漫步在校园的林荫道上，看到这派生龙活虎的景象，往往陶醉在冥想之中：如果能让我晚生30年，我也有资格生龙活虎起来。直到此时，才理解词人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心境。
庆共和国六十华诞，忆湖工发展历史，浮想翩翩。湖工人只有自强不息，奋斗不止，聚心血和汗水才能营造百花满园的胜景。愿湖工与共和国同步繁荣昌盛。 （作者系原党委宣传部部长）
暑假里带儿子乘坐武汉至上海的动车组回江苏看望公公婆婆，又一次深切感受到了动车的快捷和方便：原来十个小时左右的车程，现在缩短到四个小时，以至于儿子下车时还恋恋不舍，丝毫无舟车劳顿之感。除了不提供免费饮料和点心，动车上的软硬件设施都可与飞机上的相媲美。置身于优雅舒适的车厢内，看窗外风驰电掣般一闪而过的池塘、稻田、层峦和绿树，回想起三十几年来坐车出行的经历及变迁，我不禁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在那个手电筒都被戏称为家用电器的70年代，无论城市乡村，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都是非常罕见的。我平生第一次有印象的坐车经历是舅爷村上唱大戏，特意派了辆马车接我们去看戏。小小的我依偎在奶奶温暖的怀抱里，心情就像灰姑娘坐着南瓜车去参加王子的舞会一样激动和忐忑。
我们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单位配给爸爸的公车，因为在卫生所里，爸爸除了给病人看病，还负责采购药品，自行车是采购药品的交通工具。偶尔的“公车私用”，就是下班经过小学门口时接我回家，在小朋友们羡慕的目光中，我被爸爸抱上车后座，微风吹动了我的发梢，那种幸福和温馨至今难忘。
70年代末，家里终于有了一辆所有权意义上的自行车。那是一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是爸爸托在襄樊工作的表伯买来的，付钱后过了几个月才提到货，爸爸又搭乘表叔运货的大卡车把自行车运回家。经过长途颠簸，崭新的自行车上已经有了几处擦痕，着实让人心疼不已。听爸妈说自行车太紧俏了，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幼小的心灵里便开始有了成人般的思考，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些呢？
这样的疑问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我考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四年学习经历，使我深刻领会了资源稀缺、供求矛盾、短缺经济、价格管制等经济学术语的内涵，但大学时代印象最深的还是与坐车有关。
每年春节后乘火车返校，都是一段艰辛的旅程。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是大二寒假后返校，从成都开往上海的182次列车辗转经过了四川、陕西两省后，在民工流、探亲流和学生流的三重压力下，早已是人满为患、不堪重负。因此进入湖北境内之后，各站点就只准下客不准上客。在鄂豫交界的南阳站，看着站台上黑压压的人群和紧闭的车门，有人在绝望地拍打车窗车门，我在无助中随着人流东奔西跑，爸爸则提着行李紧跟在后。忽然人群都朝着列车尾部的一节车厢涌去，跑近一看，原来这节车厢的一扇车窗竟然没有玻璃！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身高臂长的小伙子们已经开始以铁道游击队员般的敏捷身手攀爬车窗，上车后再帮助车外的同伴，我也趁乱在车上人拉、车下爸爸推的里应外合中爬上了车。
车上，无论是用“叹为观止”还是“触目惊心”来描述都不为过：除了天花板外，所有的空间都被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定员150人左右的车厢，最起码容纳了五六百人，座位上坐满了人，走廊上站满了人，连行李架上和座位下面也躺满了人，构成了一幅空前绝后、蔚为壮观的立体交通图。由于人气过旺，尽管车厢外天寒地冻，车厢内仍热气腾腾，几个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车的民工干脆脱掉棉衣，只穿着衬衫还汗流浃背。而最后一个爬进车窗的幸运儿，蹲在茶几上半天下不去，实在是无立锥之地啊！但人们没有抱怨，看着站台上大批滞留的旅客，每个人都在发自内心地谢天谢地。更令人吃惊的是，这扇车窗之所以没玻璃，是车过襄樊站时，被滞留三天失去理智的民工用砖头敲掉的!这次不堪回首的经历现在看来倒是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
92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沪宁线上的常州市任教，在刚参加工作的几年里，我曾经不止一次搭乘一趟慢车到南京的姐姐家。130多公里的距离，走走停停竟要四个多小时。所以若不得已预订到这趟车票，每次出行前，我都不忘带一本厚厚的小说，以打发漫漫的旅程。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动车组、磁悬浮列车等高科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逐渐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城际铁路使得两小时甚至一小时城市圈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便捷的交通和通讯大大缩短了时空距离，飞机动车往返、视频音频聊天，天涯若比邻正在变为现实，以至于如今的大学生毕业惜别时都多了些乐观、少了些忧郁。回想起许多年前我们毕业，在上海火车站的站台上，几个男生弹着吉他，泪流满面地唱着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其他同学则抱头痛哭，直到火车徐徐开动，车窗内外紧握的双手还久久不愿松开，因为没人知道“今日与君别，何日再相逢”。在90后新新人类看来无疑太过矫情，如此真挚、伤感、壮观而唯美的送别场景今后也许只能在记忆中寻觅了。
在以舟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只是文人墨客浪漫主义的夸张，“腰缠十万贯，潇洒下扬州”则是商人富贾庸俗主义的豪迈。而今，完备的陆海空立体交通体系已经形成，“一日千里”不足以形容运行速度之快，“日新月异”也无法描绘沧桑变化之巨：“嫦娥”奔月、“神七”问天，浩渺太空已赫然留下中国人的足迹；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袤大地处处奏响民族复兴的凯歌。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乘坐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绝不再是宇航员的专利，普通人同样也可搭乘飞船圆飞天梦想。抚今追昔，怎不让人感慨万端、豪情满怀？借用伟人诗词中的一句并稍加改动，那就是“俱往矣，数便捷交通，还看今朝！”（作者系管理学院副教授）
编者的话：湖北工业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一所省属重点多科性大学，风风雨雨已走过半个多世纪。在祖国60华诞来临之际，我们用一组照片来讲述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校蜿蜒前进的足迹，以及昂首奋进的历程。
①建设中的武昌农业机械化学校（1956）②湖北农业机械专科学校校园! ③湖北农业机械专科学校大礼堂④湖北轻工业学院主教学楼⑤湖北工学院挂牌（1985）! ⑥湖北省委副书记邓道坤、副省长辜胜阻为湖北工业大学揭牌（2004）⑦湖北工业大学校门(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