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拿到新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校报时，都会为它丰富的内容，高质量的文论及精彩的版面所吸引，内心充满喜悦，暗自称赞校报真是越办越好!
　　我与校报有着深厚的不同一般的感情,因为在校报工作的日子，是我一生中一段最难忘的岁月与经历。
　　我是1957年从政治教育系调到校报工作的，寒暑数度，直到“文革”校报被迫停刊，才又回到系里从事教学工作。在校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国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校报也随着形势的发展，几经沉浮。但它却在政治斗争的风浪里，得到不断的发展与提高，也使从事校报编辑工作的同志们，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
　　校报是北师大在建国后创办出刊的，60年来，它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不断成长与发展。1965年以前，它的名称一直叫《师大教学》，这是因为它最初是由教务处为指导学校教学工作而主办的教学性质的刊物。1952年院系调整后，校报改由党委宣传部领导，刊名仍沿用 《师大教学》，但报纸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成为指导和宣传学校各方面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党委机关刊物了。上世纪60年代初，学校进行“四清”运动，《师大教学》停止出刊，1965年复刊时，根据校报的性质，正式更名为《北京师大》。1966年“文革”开始时，谭厚兰等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就直指党委领导及其宣传工具 《北京师大》，校报随之被迫再次停刊。“文革”结束后,校报得以复刊重建，获得新生。近30年来，在党委的领导和广大师生的支持下，校报越办越好，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目前已成为全校师生员工所喜爱的一张高质量的大报了。
　　回忆起我在校报工作的日子，思绪万千，感触良多。
　　首先，我认识到校报作为党的宣传工具，应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发挥好校报是党的喉舌的特殊作用。从1957年开始一直到“四清”运动，校党委都是通过校报，对每个政治运动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进行指挥和部署的。当时党委宣传部部长一直参与校报工作，和校报的编辑一起办公，共同研究宣传报导的内容，撰写并处理重要的文稿，使党委的意图及时贯彻到校报的文字宣传中，起到了指导学校工作的作用。
　　第二，深感党委各位书记对校报的重视，他们把校报的宣传工作，作为指导学校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常抓不懈。党委第一书记刘墉如、程今吾在任时，都很重视校报的工作。刘墉如同志曾多次告诉我，应根据工作的需要，参加学校党政各级会议，了解工作精神，才能心中有数，做好宣传。因此，作为校报的主编，我不仅列席党委会，还旁听过书记碰头会以及校领导行政会议等，根据会议的精神，把领导意图直接贯彻到宣传工作当中。对于校报的一些重要文章,尤其是社论的内容，各位书记都非常重视其指导作用,都要亲自审阅。墉如同志还曾与我一起撰写社论，作为指导文件，组织全校师生学习讨论。当时负责党务和宣传工作的王正之副书记，对每期内容，都要仔细审阅，亲自把关。在校报出版日刊的那段时间里，编辑都是每晚编稿发稿，印刷厂连夜排出大样，正之同志在午夜审稿，直到修改定稿后，才迎着晨曦回房休息。这种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给我们年青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使我终生难忘。
　　第三，我体会到办好报纸，必须要认真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走群众办报的路线，使报纸内容贴近群众，服务群众。校报的工作不仅受到党委的重视，还要让各级党组织、行政各部门，及团委、学生会重视，使他们愿意利用校报组织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推动各单位的工作开展。走群众路线的关键，是加强宣传队伍的建设，使记者、通讯员队伍经常得到调整、充实、提高，充分发挥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及时撰写出反映基层师生情况的稿件。使校报内容更贴近群众，更能反映广大师生的意愿和心声。
　　我离开校报的工作已经四十多年了，但我对校报仍很关注，每期必读。时代在前进，校报在发展。在喜迎共和国60华诞的日子里，祝愿我们的校报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更上一层楼，在党委的领导下，在同志们不懈努力下，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