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9月即将出版的多卷本《中国财政制度史》（黄天华著）的扉页上，醒目地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祖国”。
　　“作为一个中国人，‘祖国’的分量太重了，就因为那是我的祖国！我的母亲！”———黄天华一句承诺 毕生追求与财政研究结缘，始于黄天华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求学经历。
　　1978年，他考入上海财经大学的金融系财政专业读书。
　　第一节财政专业课上，苏挺老师说一句话，“有关财政起源问题，前苏联从1953年一直争论到现在（即1979年），‘财政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结论，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也无形之中在这个年轻学生心中埋下了学术的种子。
　　大学四年，他无时无刻不在刻苦努力，就是希望能够解答这个问题。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他的大学毕业论文《论原始财政》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之后他连续发表了《二论原始财政》《三论原始财政》《四论原始财政》，后来又刊发了《论中国农业税起源》《论中国关税起源》《论中国商税起源》《论中国盐税起源》等文章。也因为当时的研究小有成绩，黄天华的研究兴趣也越来越高。
　　毕业后，黄天华师从马大英教授攻读中国财政制度史专业研究生。令他最为震惊、最为刻骨铭心的是，有一次，马老师对他说“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并远远超过了我们！”
　　“中国财政经济史问题的研究主导权怎么跑外国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不管花费多大代价，一定要把中国财政制度演变的历史研究清楚。”
　　然而很多事实非常残酷，黄天华后来才知道，研究中国宋代财政经济的中心在东京、巴黎；而研究晚清、北洋、国民政府时期财政经济史的古籍文献史料，几乎都集存于美国。而他拿到的关于后者的一些文献资料，是时任院长从美国杜克大学复印而来，这种感觉令他久久无法释怀。
　　“研究中国财政史，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如果你想好了，就一定要走到底。”马老师的一席话没有让黄天华退缩，加之他当时兴趣正浓，同时也为“史料往往存于海外”的现状而震惊，毫不犹豫地回答：“马老师，您放心！我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这条路我走定了”。
　　穷尽一生 无怨无悔1984年，黄天华回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从事财政史的研究。
　　同年，他为自己定下了一个规划，用三十年的时间研究中国税收制度史和中国财政制度史，同时融合军费制度史、官俸制度史、社会保障史、专卖制度史以及宗教与财政关系史。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路异常艰辛。
　　财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专业知识的困难尤为重大，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所需要的史料几乎要穷尽中国所有的古代典籍，何况当这所有的问题铺陈在五千年文明中，其研究难度可想而知，必须大量寻求、补充、搜集这些方面的文献史料。
　　黄天华选择了迎难而上。“他总是办公室来得最早却走得最晚的，在办公室时间最长。除了上课，他几乎365天都在办公室，晚上回家还常常熬夜到凌晨。”黄天华的同事宋健敏老师谈到。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黄天华发现经济上的拮据成为自己研究的“拦路虎”，“这是一个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研究领域。”为了研究工作，多年来黄天华已经拿出了所有的工资收入，但还是远远不够。
　　“最狼狈的一次，我去北京图书馆、财政部科研所寻找研究资料，为了尽可能少花钱，住在50元一晚的火车站招待所；我的学生见状，实在不忍，把我送到一个普通招待所，我看到一晚价格200多元的时候，心在滴血，却无法责怪善良的学生。”
　　2005年，历时8年，黄天华完成了200万字《中国税收制度史》的编纂工作，然而临近出版，他又遇到了难题，为了收集史料，他已然耗尽了家庭的积蓄，即便是出版社给予了不少优惠，他依然要自己掏出8万元。就在他几近崩溃之时，有幸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艳老师的帮助，这本书终于在2007年得以出版。该著作不仅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书籍出版规划》、国家教委《“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同时也于2008年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至此，我算是养得活自己了，”黄天华说。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天华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中国财政制度史》写到一半，他患上了心脏病，医生建议做搭桥手术，但要花一年的时间治疗与调理，而对黄天华而言时间太过奢侈，他并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在完成《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第二天，我开始咯血了，那时我就知道，我年轻时的计划，最终是无法按计划全部完成了。”
　　目前，他刚刚完成了长达21年的《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工作。这本书，几乎等于他的一切。黄天华说，21年中，我就是每年从大年初一干到三十晚上，整整近500万字，单就这部书的资料费，陆陆续续累计就高达19万元。
　　心存感念 明灯照人对于自己一路走来的坎坷，在黄天华看来都已经过去。但是，他至今不能忘怀的一个人———就是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现任党委书记丛树海同志。
　　“那时候我实在太困难了，所需要的资料根本买不起，只能采取复印的方法。丛老师就是在我闯不过这一关的时候出现了，每次都会悄悄地在经济上资助我，说心里话，当时我实在太缺钱了，连谢绝的勇气都没有。”
　　黄天华说，“我知道，如果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完成这部书稿的话，我是无法向丛老师交待的。我只是想说，我深深地感谢这样的一位党委书记，感谢党的关怀和帮助，没有丛老师的帮助，我是无法完成这多卷本的著作的。”
　　如今，黄天华依然坚持每天都保持在工作的状态，他下一部百万多字著作《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史》即将完稿，另一部二百万字的《中国军费制度史》也正在筹划中。黄天华对于自己的研究依然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希望倾尽己力完成他认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潜心治学的同时，他另外的心愿就是看到学生青出于蓝，这也是一个师者最质朴的愿望，“黄老师是一个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治学十分严谨，大到研究方向，小到论文布局和段落结构，甚至是标点符号，他都会详细过问。”谈起自己的导师黄天华，2013级财政学专业的博士生钟灵娜就仿佛打开了话匣子。
　　“我国需要有懂财政的人去研究军费、专卖、官俸等领域，而这类人才实在是太缺乏了”。也曾一度，黄天华担心财政史的研究会后继无人，“我只是一个守望者，没有精力再去坚持，但我希望执着坚持的学生们，不要比我更清苦，有一个相对好的研究氛围。”
　　如今，财政史研究的接力棒也交到了新的研究者手中，黄天华的坚守，也因为传承的完成而有了新的意义。也正如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方芳所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黄天华教授以自己独有的教育亲和力满足了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和期待，完美践行了新形势下一位人民教师的责任、担当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