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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导师张世英教授





  我的导师、张世英教授不久前突然溘然仙逝。微信上,师弟传来信息,我惊得不敢相信。去年10月份去南京开会时,我还去看望过他老人家,虽然略显消瘦,但身子骨很好,而且思路清晰。今年春节,我给他打电话拜年,他还中气十足,声音洪亮。我们这些张老师的弟子以及他的徒子徒孙们还约定,今年给他过100大寿呢!
  张老师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对我们教导的点点滴滴,时刻激励和引导着我们。
  张老师的好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后学们的榜样,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上世纪70年代末,计算机刚可以进入科研领域。在我们大学快毕业时,二系买了一台计算机,用的语言是 BASIC(早期的计算机多用BASIC语言),编程计算需用穿孔纸带送入计算机识别。那可是个新鲜事物!一部计算机,主机就有两三个一人多高的大机柜,主机房加上外间的终端房、空调等,在北红楼的三楼占据了东侧的近一半楼层。现在,不知道计算机的可以说是白痴。可当时,谁也没见过计算机,完全不知计算机是什么模样,更不知道怎么去用它,甚至连计算机能用来做什么都不知道。那时张老师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却率先一头钻进机房去学习BASIC语言,学习编程,学习使用那计算机。人们对张老师的学习精神,都钦佩不已。
  我是1977级入学南航的大学生,在本科时就久闻张老师的学术造诣,也为张老师的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所折服,因此下定决心师从张老师深造。经过努力,于1982年如愿以偿,跟随张老师攻读硕士学位。后来,张老师把我交给我国“文革”后最早一批公派留学回国的郭荣伟老师,由郭老师具体指导我的学位论文,但是张老师自始至终都很关注我的学位论文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地在关键时刻给予提点。
  张老师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培养,而且很舍得“下本钱”。张老师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潘华辰的学位论文是做计算流体力学CFD的。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计算机很落后,能做稍复杂点,特别是三维流场CFD的计算机基本找不到。为了保证潘华辰的课题顺利开展,张老师花11万多买了一台In鄄tel8086计算机给他算题用。当时,老师们的月工资也不过两百多元,“万元户”都是富豪的代名词。那台计算机可是我们实验室的重大财产。我也曾蹭了几回机,算一些作业小题。还记得那机子用的是9寸软盘,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
  1984年9月,国内学界在峨眉山的红珠山宾馆召开进气道相关的会议。张老师和郭老师带我去参加。我们从南京乘飞机出发,经停重庆飞成都。现在看来,这样的飞行旅程很常见。可是,那时别说是在读研究生坐飞机了,就是老师,坐飞机出差的都很少。不仅国内航班少,连波音客机都很少,我们乘坐的还是苏制的伊尔-18客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虽然坐得我肚子翻江倒海,但是作为硕士生坐飞机,可是引来了多少人羡慕的眼光,那是什么级别的待遇啊!这次会议的与会者中,有数位学部委员(即早期的中科院院士),如林同骥、卞荫贵,还有很多流体力学界的重量级大家,以及航空领域进气道方面的资深技术专家、教授等。非常幸运的是,我不仅参加了会议,还在会上做了报告,并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和好评。我报告的内容是S弯进气道的三维紊流流场计算和实验,介绍了S弯进气道里的旋流。在这次会上结识的从事涡动力学研究的专家、北大吴介之教授不久前告诉我,至今他在各种场合讨论涡动力学时,还一直以我们做的S弯进气道内的旋流研究作为一个例子。会上,有老师与我说道,“张老师对你真好,让你来参会,可以有很多收获,别的导师的学生就没有这么幸运,没能来参会,错过一次极好的机会。”这次会议,我不仅见了世面,也在会上认识了很多学者、前辈和同辈,还在学术界初露头角。那次会议是流体力学界在“文革”结束后不多的一次高水平学术会议。去年底,我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流体力学学术会议,吴介之教授提到1984年的会议,圈内很多知名学者都不曾听说。感谢张老师引路,把我带进学术圈!
  1984年硕士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不想再读博。因此,我没有报名参加接下来的博士招生考试。在报名即将截止前,张老师发现我没有报名,便径直来实验室找到我,鼓励我报考,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张老师指引下,我又继续深造,最终成为南航的第一个女博士,也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第一位航空发动机专业的女博士。感谢张老师的教导,如果我当时没有读博,人生的道路可能完全不一样。
  张老师虽然年长,但不仅好学,还思想解放,对新生事物很敏感,尤其对发展新的研究方向非常重视。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计算流体力学CFD刚刚兴起,大多数老师都是以实验研究为主,人们对CFD都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系里还曾特别规定,对于做CFD的研究生,必须要有实验验证才能申请学位论文答辩。但是,张老师看准CFD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认定它将来会大有可为。他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潘华辰,就是做CFD的;我的学位论文也以CFD为主,实验为辅。我毕业后,每逢教师节和春节都给张老师寄贺卡。后来通信发达了,改成打电话。张老师对我的科研情况始终很关心,每次通话,他总要问我,最近在做什么研究,进展如何。本世纪初,我看到《国际航空》杂志2000年第一期第一篇报道了电空气动力学,介绍等离子体在航空上的应用,感觉是个可以研究的方向,便向张老师请教。张老师鼓励我在这个方向发展。后来,他告诉我郭老师也想在等离子体技术方面做些研究,建议我找郭老师合作。那以后,每次问候张老师,或去看望他时,他都不忘问我研究进展,并关心我与郭老师的合作情况。
  张老师做研究是非常严谨、认真、求实的。我博士临毕业时,有篇论文打算投给南航学报,但张老师不同意,认为我们的测量方法与分析存在问题,不适合发表。于是,那篇论文稿子在我的抽屉里躺了几年。过了三四年,我去南京时看望张老师。张老师主动与我说,“现在看来,那篇论文原来的疑义都是可以解释的,结论是正确的。”于是,在我毕业四五年后,这篇论文才见刊于南航学报。张老师这种做学问实事求是、实实在在的态度,不因自己资格老而勇于改正的做法,永远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张老师晚年退休在家,生活情趣盎然,除了听音乐,还喜养花弄草。有次问候张老师时,他老人家问我厦门有无三角梅,说他很喜欢,想种种,红色的三角梅摆在家里,很红火。三角梅,那不是厦门的市花吗?在南方很好养,随便剪一枝插在土里就能活。我后来去南京出差时,还特意买了一盆三角梅带去给他。
  早年读研时,买个相机都是奢侈的事,所以我没有与张老师的合影。毕业后,去看望张老师时,也没留心与他老人家合个影,真是追悔莫及。但是,我存有张老师给我的过年贺卡,那上面有张老师的亲笔字,也可留作念想了。
  张老师的音容笑貌将永远印在我的记忆里,他的教诲也将铭记在心。他的大家风范和高风亮节必将继续影响我的教师生涯。
  张老师,祝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