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是汉族和北方众多民族融合的典型地区，胡汉民族在陕北长期杂居，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民族融合程度之深，从衣食住行及语言等就可看出：
　　（1）服饰 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陕北乡民的基本服饰是头扎白羊肚手巾，身着光板老羊皮皮袄和大档裤，内着白褂子、红裹肚，脚登千层布底鞋，有的头戴毡帽、裹腿、脚穿毡靴，这些均体现出历史上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继承。《汉书·匈奴传》载。匈奴服饰：“自君王以下，盛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旧唐书·党项传》载党项服饰：“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毯”。显然，大档裤、裹腿、头上扎羊肚手巾是由游牧民族服饰演化而来。
　　（2）特色食品 陕北人的饮食烹饪习惯以熬煮为主，其中手抓羊肉、风干羊肉、熬土豆、油馍馍、煎饼、荞剁面、荞面圪坨等历史上有名的地方传统风味小吃，多与在陕北居住的游牧民族饮食习惯有关。如：炒米、炒面、奶茶、奶酪，就与蒙族习惯相同。陕北人还喜欢用生葱、蒜、韭菜等来调味，这与契丹、女真及其后满族的饮食习惯传入有关。
　　（3）地名 陕北北部地区有大量用北方民族语命名的地名，如大保当、阿达汉、耳林兔、巴拉素、打拉石等，这是北方民族在陕北长期生活、居住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还有一些伙场等地名，也是当时边塞地区的一种特殊现象。《榆林府志》载：清康熙六年准许内地汉民与蒙人合伙种地。乾隆年又规定蒙古王公愿招汉民入界种地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所以，汉民出于生计越界垦地，边墙外出现了 1515个春出秋归的伙盘，像榆林芹河乡的高家伙场、白家伙场，牛家梁乡的郭家伙场、大伙场，金鸡滩乡的康家伙场、张家伙场等带有伙场的大量村庄，都是当时蒙汉共垦的伙盘地。
　　（4）方言 陕北的边塞战略位置，决定了陕北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人们聚居的地方。历史上，严狁（荤粥）、犬戎、白狄、匈奴、羌、柔然、突厥、党项、女贞、契丹、金、蒙、鞑靼、回、满等民族，都曾在此征战、生活过。此地除语言“渐染胡语”以外，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移民和朝廷派往这里驻守的各地文官、武将及大批外籍士兵所携的多方语言在此交融、演变，使这里的方言丰富、杂乱。或受北方民族语言影响，或带一点京腔，甚至有一些南方方言也可以在这里听到。如陕北人把中间有圆圈的油饼叫圐圙（kulue），古代蒙语圐圙（kulue）就是圈子。把“今”、“明”说成“今儿”、“明儿”（如京儿化韵）。把“闲（xian）”说成“闲（han）”（客家话、粤音和闽南话白读音（han），再如把“眉（mei）”说成“眉（mi）”（吴语白读音、赣语、客家话、闽东话音（mi））等等。
　　陕北许多传统文学艺术形式，带有边塞文化的色彩，是我们认识、了解陕北边塞地区历史的珍贵资料。如：
　　（1）边塞诗词 历代许多文人墨客吟有反映陕北一带边地烽火连绵，各民族间刀戈相向的诗句。如周代《出车》一诗，就记载了南仲接受王命，远征（严）狁，筑城朔方的史实。再如唐诗宋词中，有唐人胡曾纪念秦始皇长子扶苏的《杀子谷》：“至今谷口泉呜咽，犹似当年恨李斯”和王维的《出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以及宋代范仲淹的《麟州》：“城下羌山隔一流。不见耕桑见烽火”和苏轼的《闻仲鄂米脂川大捷》：“闻说将军取乞银，将军旗鼓捷如神，应知无定河边柳，得共江南雪絮春。”等诗词，都是当时陕北边塞之地战争频繁的形象写照。另外，清代康熙的《出塞诗》：“森森万骑历驼城，沙塞风清碛路平。”也反映了康熙率大军经边塞驼城（今榆林）的军旅生活及决心平定叛乱，实现一统的宏图大志。
　　（2）民族音乐 陕北的音乐艺术中，有许多各民族音乐艺术在陕北边塞地区融合、演变的例证。如陕北人在节日、婚丧、祭祀时，唢呐是最重要的乐器。唢呐是据突厥语“唢尔奈依”译的，陕北人把唢呐艺人又叫“龟兹”，这与汉代龟兹人内附、隋唐时突厥人在今陕北一带长期居住、生活有关。这一游牧民族乐器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在陕北逐渐流传并改进、承传了下来。
　　（3）民间舞蹈 陕北的民间舞蹈中，有北方民族的艺术扮相。如陕北秧歌中的蛮婆、蛮汉，极有可能是宋代党项羌部族的舞蹈扮相。解放前，陕北横山县黑木头川还有少量羌人遗民，这些人一般不事生产，以相面、占卜、乞讨、流浪为生，乡民俗称蛮人。此外，陕北秧歌中还有鞑婆、鞑汉的舞蹈形象，此应是鞑靼舞蹈文化的遗存。陕北民间舞蹈中的寸跷，与满族的寸跷舞蹈基本相似。这些多民族的艺术扮相与形式，与陕北边塞地区多民族聚居不无关系。
　　（4）书法石刻 陕北遗留有许多反映塞上战事和各民族和睦共处的书法石刻。如红石峡摩崖石刻中就有 “蒙汉一家”、“中外一统”、“华夷天堑”、“威震九边”等表达边塞人民保卫疆域、期望团结美好愿望的题刻；另外，陕北的石刻艺术，像汉画像石中的一些农耕图、狩猎图、胡人牵驼图、牵象图等，都是当时陕北边塞地区亦农亦牧生活和各民族在此进行贸易和文化往来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