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研究者认为，思想史上有两类思想的受难者：一类是因为思想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而遭受迫害，甚至不得不付出生命代价的人；一类是被自己的思想所“折磨”的人。前一类人因为经常指出皇帝没穿新衣而为权贵们所不容，后者则因为痴心追求事物的本质却为真知难求所因扰。
　　事实上，这两类思想家在思维的极致上是相通的：他们都将求真的境界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高于自己的生命。苏格拉底便是这种为求真而献身、自己心甘情愿走上断头台的思想家。《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完整真实地再现了苏格拉底以知生知死的大哲家风范平静地为真理而献身的全过程。正是这种平静，才使苏格拉底之死成为后世那些至死不渝追求真理的人们永恒的精神榜样。
　　苏格拉底的命运当时是十分孤独的。他试图理解自己周围的万事万物，但却不愿意按世俗的观点去理解和安排自己的生活。他执着地为捍卫雅典的真理、荣誉、法制等精华，不懈努力，并希望通过不厌其烦的交谈，唤醒那些雅典精英们的危机意识。但在当时末日将近的希腊，上上下下都讨厌清醒的自我批判，都希望在自我欺骗和互相欺骗中寻找慰藉。结果，决心做马虻的苏格拉底，不仅没能蜇醒雅典这匹已经沉迷于血腥和暴虐的纯种马，相反却提前成了它的殉葬者。苏格拉底之死表明，历史先知者的命运，总是逃脱不了悲剧角色。
　　苏格拉底宁愿屈死、不愿苟生的选择，显示了人性力量的壮美。
　　虽然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归宿，但选择什么样的死亡方式，其意义却是大不相同的。苏格拉底在雅典公民的误解中自愿选择了死亡。在审判前，他本可以离开雅典，在审判中，他还可以向陪审团乞怜求情，甚至在临刑前他仍有脱逃的机会。但苏格拉底却决意要以一身之死唤醒酣睡的雅典人。试想，如果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又怎能头顶屈辱与误解，却义无反顾地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呢？
　　苏格拉底认为，人生最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摆脱内咎。因为良心的责备如影随形般纠缠不清，上天入地也无法躲避。这表明在苏格拉底的心目中，良心是高于一切的。为真理献身也就是为自己的良心献身。这样，苏格拉底不惜以生命来诠释自己的哲学信念，便完全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面对这样的圣哲，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肯为思想受难的哲学家，才配得上哲学家的美名，才配得上以哲学的名义来说话。因为他们的思想带给自己的往往是灾难，而带给社会和人类的却是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