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尼日利亚十多个小时了，一觉醒来，不再感觉房屋旋转。打开手机，尼日利亚时间凌晨两点。家里是几点呢？算了好长时间没算出来。这儿比家中晚七个小时，也就是说，七个小时后就是家里现在的时间。那应该是……唉，还是算不清楚。凭直觉，应该是早上六七点钟。因为我长期的生活规律是早上六点到七点去晨练，但长途飞行，只断断续续地睡了三四个小时，谁知道生物钟还准确不。
　　我们一行三人中，我稍年长，他们两位尊我为老大。看他们有点紧张，我做老大的心也有些如热带雨林般地疯长。我决定承担做老大的责任。小陶是个女孩子，刚二十出头，我告诉小陶，我能把每一个威严的机场及海关人士逗笑。小陶不信。我嘴上这么说，心中也有点打鼓。“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这句京剧唱词放在此时此地是合适的，毕竟这是首都机场，外交无小事。我把想好的招告诉了小陶，她缺少实施的勇气。没办法，只好老大亲自出马。很简单的办法，只要机场管理者把我们当成外国人用英语给我打招呼，我全用中文回答。如果他们把我当作中国人，我 则 以 英 语 回 答 ：“Iam aChinese.”这一招果然奏效，行李托运处的小姑娘是掩口而笑，进入登机口的检票男士是脱口而笑。最夸张的是中国海关的边防人员，这位猛张飞一样的大哥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你好”，我轻轻地回应：“Hello”。当他拿到我的护照，发现我是地道的中国人后，那笑声太独特了。他先是小声地笑，可是他底气又太足了，以至于那笑有了后劲，像是火箭升空后的喷气声。我们三人都过安检走了好远了，还听到他的笑声，那混厚有力的笑与他的身份是相符的———把守国门的国家卫士。但与他此时的工作有点相左———假如我是不良分子，那么就在他眼皮下堂皇出境了。
　　历经近二十个小时的飞行，我从万里雪飘的祖国，来到了热气灼人的尼日利亚。离开家去北京时，身上严严实实地包裹着羽绒服、羊毛衫、保暖内衣，脚上还穿着棉皮鞋。查过拉格斯及转机地迪拜的天气后，决定把羽绒服和羊毛衫放在北京，又怕在北京候机时冷，于是把夏天的衣服在身上套了好几层。到了首都机场，一进入行李托运处，就感受到了祖国的富强———近乎开放的航站楼竟然暖意融融，汗马上要出来了，身上像有无数冬眠复苏的小虫子在爬，眼镜也有雾蒙胧的感觉，迷离中觉得眼前有各种肤色的人在晃动，几个金发碧眼和皮肤黑得油亮的老外竟然穿着T恤。于是赶紧找地方，脱去了保暖内衣，交给送机的兄弟带回。即使这样，身上还是有好几层，不敢再脱了。稍微有点热可以忍一下，万一途中天气有变，感冒了可不好玩。再说，甲流仍在肆虐，中方院长特意打国际长途给我，要我们三个注意防甲流。
　　飞机晚点半小时。登机口气温稍低，庆幸自己没有向近乎赤膊的老外看齐。飞机起飞后，机内气温适宜，经过近九个小时的飞行，到达迪拜。一下飞机感觉气温骤升，坐机场大巴过了安检处，马上把身上包裹的衣服脱去，只保留衬衫及西服。还是有点热，但觉得不能再脱了。毕竟这是第一次到尼日利亚，且是以国际教师身份去的，还是正装为宜。在迪拜国际机场，看到有不少黑人及阿拉伯人严严地把自己包裹起来，尤其是女士，尽管脚踩各式凉鞋，头帕却裹得严严实实。穿短衣的人多起来了，但大多数人衣着倒还正式，于是我决定不再脱了。经八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到达尼日利亚经济首都拉格斯。终于知道什么是热带了。人人都在忙着脱去外衣。我没有脱，我要给尼日利亚人一个好的第一印象。接机的有中方院长及两名志愿者，三名尼方人士。尼日利亚人对中国人很友好。由于没有经验，我们三人都把邀请函放在托运的行李中了，海关出口的尼方官员，竟然破例放行。还对我说了两句中文———“你好”“谢谢”，对他的生硬的中文我自然不悭吝溢美之词。意外的是，走出海关后，依然有一些尼日利亚人，一边跟我握手，一边还说着“你好”“中国”。开始还以为是接机的尼方同事，后证实不是，我开始为我的正装行为而庆幸了。
　　可是上车以后，我觉得无法再以自己的正装行为来为国争光了。那可真叫个热啊！看到接机的人个个T恤，我无意识中又脱去了西服，解下了领带，挽起了袖子。到热带了，我正装出行，表示我们来自礼仪之邦的计划正式完成。
　　虽然飞机在北京的上空飞行，但在法律意义上，从跨上飞机的那一刻，就算是出国了。在家千般好，出门事事难。很多困难实际上不能称为难，我一直这样自我安慰。这只能算是习惯的不同，努力去适应新事物，这样也许就会少很多困难。但知易行难，道理人人都懂，真正能做到是不易的。
　　这不，考验马上来了。吃饭竟然成了问题。飞机上食品供应还算是不错———但就是不合我们的口味。
　　邵子华君为我送行时，劝我好好吃中国菜，两年内这样的享受怕是很难得。当时我不以为然。妻子每日劝我多吃饭时，我是这样回答的：“我是吃菜根长大的。只要有盐，我就能生活。”但是没想到，出国碰到的第一件难事就是我特别不在意的吃饭问题。饼干夹奶酪、面包抹黄油，从营养学的角度考虑，是不错的。但就是一点味也没有———不，有点说不清的怪味。实在难以下咽，这两个不吃也行，反正还有鸡肉水果等等。但我不能让这个小问题给打倒了，我要战胜自己。（现在这样想多少有点怪怪的，有小题大做的嫌疑，但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于是我硬着头皮一点一点地全送进胃中了。当吃完最后一口时，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吃这类东西了。在飞机上共用四次正餐，每当空姐问吃什么时，我就回答，哪种蔬菜多就吃哪种。可是，天意啊，我每一次要的食品中都有饼干夹奶酪和黄油面包这两类。好像故意在等着看我的笑话。人，生来不是被打败的。我以这种心态每次都把它们吃得一点不留。尽管吃完就有想吐的感觉。
　　关于吃，我胜利了吗？远远没有。考验刚刚开始。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刚见到我们就说，给你们安排了总统套房。但这是非洲的总统套房。这是非洲，要慢慢习惯，“特别是吃”。他加重语气说。对我这样敏感的人来说，我知道，真的考验来了。在招待所，他点了两瓶啤酒，酒入口时，有点辣，后劲却醇厚。“不输于青啤。”为了让院长开心，这句话也不算违心了。刚喝出味道来，酒却没了。院长也不再提上酒的事。对酒，我还算有点量，但不贪杯，且大多时候是躲酒，能不喝就不喝。不过第一次相聚在异国他乡，就享受这样的招待，却是大大地不符合我上国礼仪之邦的风范。忍着，院长不是小气之人。“你们要慢慢习惯这儿的饭。”院长反复强调。饭来了，还不错。大米饭配以牛肉、羊肉及鱼肉各一块。入口，辣，奇怪的辣。肉却是硬的，特别的硬。“两年后你们的臂力会大增的，还有咀嚼肌。”院长此时的幽默实在是黑。刀那么钝，再说，我也不习惯用刀。我的一口好牙有了用武之地。带着不能被战胜的想法，我把所有食物一扫而光。抬起头来，小陶与汪波正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你们要向王老师学习。”院长这样说，却不这样做。他的饭剩得最多。最后，我特意询问饭费，一万奈拉，相当于五百元人民币。天啊，看来，教育部发的国外工资，我要全奉献给尼日利亚了。
　　更可怕的事还在后面。连续三次饭全是这样，没有一点变化。最后一次，我完全不顾礼仪之邦的风范了，大叫：“Iwantvegetable.”（我要蔬菜。）别说，还真有效，给我们每人上了碟焖黄豆。无语了，除院长外，志愿者田画来得最早，她连续吃了一个月这样的饭了。哇！我真的要吐了。从不服输的我真的要投降了。
　　来了半天了，印象深刻的事还有：在机场看到了手持AK47冲锋枪的武警，相信了尼国“无赖怕流氓，流氓怕警察，警察怕黑社会，黑社会怕武警”的网络传言。
　　在院长办公室看非洲六国巡回演出（这是院长工作的一件大事。其中也有我们的劳动，主持词是我操刀。）时，停电两次。疏通住处马桶耗费了我半小时的时间也不太通畅。水龙头却太通畅了，我费了十分钟就让它安静了。
　　当然也有好消息，外方院长承诺一周内办公室可上网，算是送我们三个新教师的大礼。尽管我对这些不抱太大希望。因为当地华人中有这么几句话：“吃饭靠上树，花钱靠援助，出门靠走路，尼日利亚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即使文化精英们，他们的口头语也是 “Noproblerm,tomor鄄row.”(没问题，明天办。)只是不知道他们的明天到底有几天。
　　写了这么多，好像还是没有好的一面。会有的，我相信。生活的美丽无处不在，关键在于你有一个什么心态，我好像又在安慰自己了。但就算此地一无是处，才更能体现我们跨过千山、越过重洋到这儿的价值嘛！
　　（网络不通，电话费太贵，谨以此文向关心我的领导老师朋友们报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