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教哲学课还过得去，但我仍不愿意搞下去，总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不愿意做的事硬做，心里不舒服，肯定什么也做不好。不行，非改变，这是当时的决心。我随即向系领导提出，很干脆，答应了。1958年初，我终于回归本行，继续搞中共历史。这回，不当资料员了，改成讲党史课，而且是教政教系的专业课。第一次是给政教系二年级讲，大概是1959年的上半年。这个班的人数不多，我教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这一段，因为熟，讲起来不费劲。虽说课讲得很顺，但由于我过于认真，还惹出点麻烦。我看到《中国青年》记者采访董必武的一篇报道说毛泽东在中共一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记者把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秘书的材料给董老，而董老误认为是中央委员。在课堂上，我说了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反映到学校，一位领导找我谈，批评了我一番，说是你知道“一大”，还是董老知道“一大”。弄得我啼笑皆非，可也不敢反驳。
　　说实在的，别看我后来一直搞中共历史，正经讲党史课很少。但我对讲这类专业课，还真有点想法：一是讲课要以充分研究为基础。二是讲课不要照本宣科。三是讲课不要约束听者，要靠讲授内容吸引人。上课点名、制止在课堂上做其他事、考试为难等办法，并非高招，而且也没用。四是讲课不要总板着面孔，要让听者感觉你是他们的朋友、知音，和蔼可亲。
　　与讲课的同时，我又开始进入科研的领域。这次是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而研究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不是我一个人搞，而是教研室几个人一起搞，但以我为主。当时，我翻阅了大量材料，特别是期刊，也参阅了以往研究的成果。在众人分别起草的部分初稿和我起草的部分初稿的基础上，我进行了修改，调整、重写，并由纵瑞堂写了结束语。最后，我又统改了一遍，形成定稿。这中间，已是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时候，所以就把“问题与主义”部分交给《光明日报》，在1959年5月5日发表。至于全部稿子大概是在来年的中间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书名叫《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于1961年8月出版。由于当时不能署个人名，只能用集体的名字，所以就瞎起了个笔名，叫“蔡韋”。我们这本小册子，到1979年9月又由上海出版社再版发行。但是，1961年出版的这本书，手头并未保存下来。2008年6月，我的一个学生从网上查到有卖这本书的，就买下来送给我。我很高兴，在书上写下：“几十年后重见面”。
　　另外，为了写这本书，我在1959年3月去了武汉大学，拜访李达。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也不知道买卧铺，不知火车到达武汉的时间。所以，到了武汉，下车快十二点了，当然无法去武汉大学，只能找地方住下。有人告诉我，车站附近有小旅店，走了一段路果然找到了。敲开门，服务员让我进去，我要了个单间，但需要从大堂穿行。我走过去，看到大堂中有人睡觉，女的都穿短裤，吓我一跳，不敢走，服务员说没关系，武汉天热都这样。我硬着头皮走过去，到单间睡觉。第二天，我坐车到武大校办，说要拜访校长李达。很快，校办的人就把我让进李达的办公室。见到这位中共一大代表我有点紧张，但由于老头的和蔼、平易近人，使我很快轻松下来。我说明来意，他很高兴，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他用了将近两个钟头的时间，给我介绍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背景和内容，并对一些人做了评价，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谈话中，他提到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说这本书已很少见到，是批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农国辨》（章士钊）的。很巧，1962年2月我在西单商场旧书摊上看见这本书，买下来，收藏至今。李达是位值得人们尊敬的正直的学者。他在脱离共产党之后，仍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共有一定联系；建国以后，李达从事教育事业，并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我能够与中共一大代表交谈两个小时，也是我的荣幸。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从此，全国进入了“大跃进”的热潮当中。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政教系的领导决定把学生拉到农村参加劳动，并开设共产主义教育课。为了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和当时的系秘书贺允清一起去百花山踩点。当时，交通很不发达，我们在门头沟雁翅站下了火车，再没有车可坐，要步行山路几十里。当地人告诉我们，走山路有一段很危险，一定要快走。因为那是两座山中间的河床，万一下起雨来一涨水，跑都没地方跑。我们俩人赶快走，有点像慢跑似的。好容易过了这段路，又碰上一段很高的大坝，一边是河，一边是山涧，坝又很窄，我们硬着头皮走，眼睛向前，不往两边看。俩人一前一后（不能并肩走，没有那么宽），有时还要蹦一下，最后，总算过去了。中间到了斋堂镇，休息了一段时间，打听打听路怎样走，继续奋斗，傍晚才到了百花山。第二天和当地干部一谈，才知道这里根本没地方住那么多学生。我们俩人一商量，认为这里条件不具备，学生不能来。回到学校，如实报告了踩点的情况，只好作罢。
　　接着不久，我又和几位老师一起，带着几个学生到河北定县清风店镇去踩点。我们到了清风店镇下边的一个叫东指东的村子里，住在大队部。每天早晨，大队干部站在房上用大喇叭喊话让社员出工，说不出工就捆起来。我们这些人吃饭都在派出所的食堂，算是好的待遇。米饭都是一粒一粒的，没有一点粘性。有同志说，这不叫米饭，应该叫“颗粒”。吃粉条也是一种麻烦。圆的像皮绳，扁的像皮带，根本不能咬断，只好整咽。不过，这些还算好的，最糟糕的是吃白薯面蒸的窝头，难吃不说，要命的是吃了就拉肚子，一趟一趟上厕所，真够受的。为了解馋，我们有时找个理由去镇上吃一顿。待了些日子，大家觉得这里条件不合适，随即打道回府。这期间，我们去徐水县参观了一番。当时，大跃进中河北省的徐水县因粮食高产出了名。到了徐水的一个村，先不让参观，而去大棚底下白吃白喝一顿。因为平日伙食太素，这回可解了馋，桌上摆着各式各样肉菜，吃了个痛快。以后才知道，“高产”是虚报的，一切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