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读书与现在的读书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讲座题目为《经典视野中的唐诗宋词》。我想从读书讲起。现在都说中国人不常读书、读书习惯不太好，大多数人都在看畅销书，读经典的却比较少。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从这儿讲起。
　　我说我们现在不喜欢读书是有证据的。出境旅游的时候看到车站里的老外，都拿着一本书安安静静地看，我们的同胞却是大声喧哗，很少有人看书。据前年的调查统计，中国人均每年读书不到7本。这和文化发达的国家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比如以色列人均每年读六十多本书，而且并非仅限于畅销书。
　　而历史上中国人是否喜欢读书呢？我认为我们还是很重视读书的，但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倾向就是把读书看作是有功利目的的活动。这源于唐代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本身是一种很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其让社会上下层级之间出现一个通道，社会下层中有聪明才智的人可借此提升社会地位。但是科举制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为功名利禄而读书的风气。
　　这一点在北宋宋真宗写的一首劝学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励学篇》中有几句大家都很熟悉：“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清代蒲松龄写了本《聊斋志异》，其中有一篇文章叫《书痴》。《书痴》的主人公叫郎玉柱，他的父亲是一位清官，临终时只留下一房子书。郎玉柱的父亲在他幼年的时候就亲笔将宋真宗的《励学篇》抄写下来贴在他的书桌上，郎玉柱天天读书时就看着这首劝学诗。父亲去世以后，他还是天天读书。很快到了三十岁，郎玉柱家道中落，没有妻子，还是一天到晚读书。
　　有一天他又开始读书，打开一本《汉书》，翻到卷八，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美女剪纸，于是用剪刀剪了下来。郎玉柱还是孤身一人，于是他把美女像恭恭敬敬地放在了桌上，从此以后读书就有点心猿意马了。过了好几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张美女像本来是平面的，后来竟晃晃悠悠地飘到地上，长成真人一般大小，一个活色生香的美女就出现了。美女不但出现了，还开口自我介绍：“小女子姓颜，名如玉。”由此可见宋真宗这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引导下的读书，不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读书。假如怀着这种目的，大家就只会读一些诸如炒股、成功学等类别的书了。
　　我今天说的读书是读另外一些书。作为对比，我们来看看契诃夫的一篇短篇小说《打赌》：在沙皇时代，圣彼得堡的一家沙龙里有两个人争吵起来了。争论的一方是位银行家，很有钱，他说读书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另外一方是一位年轻的律师，他不同意银行家的观点，认为读书很有趣，书中有种种知识，他愿意天天读书。因为都不能说服对方，两人就打起赌来：
　　由银行家提供一处住宅，将年轻人关在里面读书。要什么书都可以买来，吃喝都可以送来，而且还派一个人来照顾他的生活，但条件是十五年不准离开。假如十五年律师都在里面读书，那么银行家就输给律师两百万卢布。两百万卢布在沙俄时代是一大笔钱。条约定好后签字生效，第二天年轻的律师就住进去读书。一年一年过去，一开始律师读的书和社会上年轻的朋友一样，都是畅销书。慢慢地，他读书的口味和层次变了，开始读散文、剧本、诗歌，然后开始读哲学、宗教等，层次越来越高。很快到了第十五年，期满的前一天晚上，银行家反悔了，于是趁着天黑悄悄地从窗户爬进房间，发现律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他走近一看，律师的书桌旁边放着一封写给自己的信：
　　天一亮我就离开，我不要你的两百万了。感谢你提供给我这么好的生活条件，这十五年我都不用自己去挣面包吃。读了十五年书，我了解了世界上的很多知识，我的人生变得非常丰富。
　　看完信后，银行家又悄悄地从窗户爬了出去。果然第二天一早，仆人就来报告说那个律师走掉了。这篇小说里的读书，就是我想要讲的读书，它是不带来任何物质利益的。
　　诵读经典的意义这样的读书态度我们有吗？有的。《论语》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学者为了充实自己而学习，不是学给别人看的。我们现在说的好好读书，不是为老师读，也不是为家长读，而是为了充实自己而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
　　读书就要读经典，那要读什么样的经典呢？经典没有学科界限，没有国家界限，也没有文字界限。文科、理科、中国、外国都有经典。我今天想讲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经典。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读本民族的经典呢？传统文化一定是民族的，离开了民族就谈不上传统文化。应该说，中华民族有着很宽广的文化胸怀，十分愿意吸纳外来文化。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本民族的文化一定是主流，这一点是不应该怀疑的。
　　我们现在说的要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文化”有着复杂的内容，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文化热”，很多人都在谈论文化问题，但我们无法定义什么叫“文化”，我们只能谈内涵。
　　我认为，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制度文化，即社会的制度和结构。制度文化是会过时的，这不是我们要继承的。第二，器物文化，大到万里长城，小到博物馆里的玉器、青铜器等。它们尽管有巨大的历史和文物价值，但是它们的实用功能是过时的。所以当我们说继承传统文化的时候，它的具体对象一定是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没有物质形态的，它是意识形态，是价值判断，是正能量。观念文化存在于我们的古书之中。那么问题是，典籍浩如烟海，我们读不过来。到底应该读什么呢？
　　对于当今中国的大学生来说，首先要读的经典就是我们本民族的经典，那么哪些书才称得上是经典呢？如果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提出这个问题，老师马上就会说找几本参考书，比如耶鲁大学布鲁姆教授的《西方正典》，其中介绍了西方文化中最主要的二十本经典。美国人大卫·丹比写了一本《伟大的书》。大卫·丹比毕业于全美传媒专业排行第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就业三十年以后成为一位著名的媒体人。有一天他忽然反思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传媒专业学了很多课程，到底是哪一门对他的工作乃至于人生起了巨大作用？他思考之后发现，对他影响最大的并不是传媒专业的课程，反而是一门向同学们讲解西方文化经典的课程。所以他返回哥伦比亚大学，重修了这门课。一年以后，他写了这本《伟大的书》，书中介绍了一些有用的文化经典，例如《圣经》、莎士比亚的作品等。这些书的编写是针对所有专业的学生的，所以美国人可以直接去找一本《西方正点》或《伟大的书》，按着其中提到的书来读。可惜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界，还缺少一本中国的《伟大的书》。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书呢？因为要写出这样的书，必须要有广阔的学术思维、宽广的学术背景，要兼通文史哲，才可能有好的选择眼光。我们现在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专科性质的人才。它们的学科门类不齐全，文理也不相通。这导致我们现在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面都很窄，还写不出这样的书。
　　不过，我向同学们推荐意大利文学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这本书专门谈论经典问题。卡尔维诺一共对“经典”下了14条定义，我个人最欣赏的是其中的第四和第五条。第四条是：一部经典著作，即使是重读也像是初读那样能够给你带来发现和收获。第五条定义和第四条定义正好相反：一部经典著作，你即使是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
　　我用这两条定义来检验我读过的书，可以肯定的第一本经典当然是《论语》。《论语》中有这样两条使我联想到卡尔维诺对“经典”的定义：第一条是《论语·子路》篇中的“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当知青的时候怎么也想不通，觉得孔子说的不对。后来进了南京大学，我就去问法律系的同学，得知这个问题也存在于西方法学中，大意是说：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盘问时，他的直系亲属有权保持沉默。如果警察问道：“你父亲有没有偷东西？”你不可以作伪证，但是可以说不知道，这是法律允许的。为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亲情是人伦最基本的保障。假如有亲人出来作证，破坏了亲情，整个社会伦理就崩溃了，社会上就没有“人”了。这些问题你要反复思考，也正像卡尔维诺说的，重读还像初读一样有收获，《论语》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反复思考。
　　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第五条定义的是《论语》的《子张》篇：“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什么叫“自致”？大致上就是指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出来了，把自己全都贡献出来了，全心全意地做某件事。一般人做事都是三心二意的，做一件事只用七八分力气。如果一定要有这样的事，就是为父母办丧事了。曾子说一个人做其他事都不会用十分力气，为父母办丧事就会用十分力气。为什么我赞同这句话呢？因为当年我为父亲办丧事时，父亲被认为是反革命，办丧事很麻烦，我必须到我们的大队部干部家里去借拖拉机运我父亲的遗体。为了借到车，我只能去送香烟。那是我生平一次行贿，平时我是决不肯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为了我的父亲，我不得不去做。后来我看到了《论语》中的这一条，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我一直认为《论语》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第一经典，它教我们怎么有尊严、有价值、有原则、有意义地生活。
　　诵读什么样的经典我们读书还要精读，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2014年我写过一本《诗意人生》，在这本书中介绍了我研究的古典诗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古代诗人中，有六位的人生经历和作品对现代读者具有最大的启发意义。这六个人就是：第一屈原，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烈士；第二陶渊明，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隐士；第三李白，豪士；第四，杜甫，儒士；第五，苏东坡，居士，虽然没出家但是很潇洒；第六辛弃疾，侠士，有侠义。
　　接下来围绕着杜甫和苏东坡来谈谈我为什么认为他们的作品是经典。
　　先说杜甫，我称他为古典诗歌史上的儒士。杜甫很早就被称为“诗圣”，“圣人”也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文化范畴，说明杜甫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诗人中人格高大的人物。到了现代，他的形象却稍微有点变化。五年以前，也就是2012年，正好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本来我们学术界有活动，但是活动还没开始的时候社会上先关注到杜甫了。那年3月份发生了一个社会文化事件，叫做“杜甫很忙”。
　　在西方的艺术史上，以圣母玛利亚为题材的画和雕塑就没有人涂鸦，因为大家要表示对她的敬畏。同样的道理，我反对给杜甫的画像涂鸦。杜甫“儒士”的称号早就被台湾的钱穆先生提出来过，说杜甫是唐代的纯儒，杜甫的主要思想是孔孟的儒家思想，不是董仲舒改造以后的儒家思想，所以他继承和弘扬的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思想在伦理学上的具体表现是仁爱思想，在政治学上是仁政爱民。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要求，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很深刻。我们可以把它和国外思想作个比较，就会发现国外的伦理思想更多的是强制性的道德要求，一个人要是不博爱，就应该受惩罚。而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要好好修养善良的本性，这一本性逐步扩展出去，就成了仁爱思想。
　　杜甫的诗弘扬的就是这种思想。一千多首杜诗中，有的写山川云雾，有的写草木虫鱼，内容非常丰富，而其核心思想在于弘扬仁爱精神。他把那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品格体现在美丽的诗篇中，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显得尤为突出。
　　第一首写他自己：“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这首诗写他的穷困潦倒，他在逃难途中未老先衰，头发变得很稀少。又少又短的头发是没有办法盘起来的，只好让它自然垂在耳旁。《论语》中有一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我自己想站得住，我一定要让别人也站得住；我自己想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儒家就是这样由己及人的。
　　第二首写他的家人。一家老少在逃难中断顿，他听当地人说同谷乡下有一种野生植物，叫黄独，因为它含有淀粉，所以在灾荒之年十分风行。我们的诗圣也亲自拿了一把长锄去野外挖它，然而那里的植物都已经枯萎了，什么都没挖到。回到家一看“男呻女吟四壁静”，一家男女老少饿得靠在墙壁上呻吟。第二首写的就是和他一起逃难来的家人。
　　第三首写他的弟弟。他有四个弟弟，分别叫颍、观、丰、占。这首诗是这样的：“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他的小弟弟杜占被他带在身边，而年龄大些的弟弟都在兵荒马乱中失散了，所以他想念远方的弟弟。
　　第四首是想念远方的妹妹而作：“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妹妹远嫁到了钟离，钟离古地就是现在的凤阳。她的丈夫早就不在世了，还有几个孤儿。兵荒马乱的时代里一个寡妇带着几个孩子生活十分艰难，所以他想念远方的妹妹。杜甫先从自己的穷困潦倒讲到家人和自己挨饿，再讲到远方的弟弟们，又讲到远方的妹妹。五六七首写天下战火尚未停歇，百姓还在流离失所。
　　杜甫诗中写天下苍生，他对天下穷人的惦念绝对不是空话，而是发自内心的、由己及人的一种情感的自然延伸，这样一来他就变得真诚可信，也就特别让人感动。在我没当知青的时候，李白和杜甫在我心里的地位是平等的，当了知青之后，我心中的天平就开始倾向杜甫了。
　　我本人在当知青的时候对于杜诗有独特的感受。我们都读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年轻时没太多感受，当知青的时候，我在长江南岸有了自己的茅屋。那个地方在长江入海口，独特的地形地貌使秋冬之际易刮大风。那一年的立冬以后，正当我在地里面割水稻时，突然刮过一阵大风，就像杜甫诗里面写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回到家里一看，大风卷走了我屋顶上全部茅草，上方只剩下蓝天白云。
　　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当天没有下雨，我要在那个房子里面过夜。我躺在床上，看着繁星满天睡不着。室内室外气温一样都是零度，我真的很冷，就在这个时候我仿佛听到了杜甫的声音，听到他老人家在我的房子里面吟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感到这样伟大的诗人，他的胸怀、情怀穿透历史来到我身边，使我感动。所以我觉得认真读杜诗，可以提升人生境界。当然我们要承认，杜甫没有给老百姓盖过一间房，他不在其位，没有资源，但是有这份情怀。“安得广厦千万间”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安居房的概念。
　　我们读杜诗，在审美感受的同时能得到情感上的熏陶，这就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切的发生都是静悄悄的，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我说读杜诗可以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是有根据的，后人之中就有一位深受杜诗影响的，他就是文天祥。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文天祥被元军第二次抓捕。元军对文天祥进行了两年的劝降，但是文天祥就是不降。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文天祥在南宋灭亡两年之后还在坚持？文天祥那首《正气歌》的最后两句“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可以作为回答。在一个床头漏雨的地方读古书，古人的道德力量照亮我。那这种力量具体是什么？
　　文天祥就义以后，欧阳夫人去给他收尸，她解下他的腰带，腰带上写着文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我们后人称它为《衣带铭》。这就是为了崇高的目标可以牺牲自己的精神。《衣带铭》的存在就告诉我们，支撑文天祥坚持下来的第一精神来源就是孔孟之道。
　　第二来源是杜诗。文天祥在被关押的时候天天读杜诗，证人是南宋琴师汪元量。他看到文天祥不仅读杜诗，还把杜甫诗中的句子零零星星地抽出来，然后组装成新的诗。他前前后后写了200首集杜诗，五言绝句，一共八百句，都是原话，一字不改。这其实非常难，因为人家的句子不能改，既要押韵，还要意思通顺。他在诗前面有个小序交代得很清楚，说自从遭遇国破家亡以来，我起兵抗元，忠于祖国，我的一切遭遇、一切想法杜甫都帮我说了，我只要把杜甫的诗移过来就可以表达我的情感。
　　下面我再说一说苏东坡。苏东坡是个品德高尚的大天才，如果从德才两个角度去说，北宋没有人超过苏东坡。
　　苏东坡是好人，但是他的一生一点都不平安。他在65岁离开海南，66岁走到江苏镇江一座有名的寺院———金山寺，金山寺的和尚看到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来了，就拿出一幅画，让苏东坡在上面题一首诗。他拿起笔在上面写了一首六言诗，后面两句是这样写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都是他的流放地。苏东坡流亡三次，人生多坎坷，他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官宦生涯在流放中度过。但是苏东坡留给我们最有意义的诗恰恰是他在黄州惠州儋州写的，这是他在逆境之中的人生思考。
　　我们就看黄州。东坡在44岁那年突然作为政治犯被朝廷抓去，在监狱被关进死牢130多天，后来总算在各方援救之下得到赦免，流放黄州。黄州是湖北省长江中游一个小山村。作为犯人流放到那里去，这对他来说是人生一大落差，因为他之前的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22岁考上进士，文章、书法都鸣盛大街，政绩又好，被老百姓称颂。忽然被流放，他到黄州半年都没想开。相比较调整心态来说，更大的挑战是他的物质生活。因为不太重视积蓄，他以前做官挣到薪水就随手花掉，到了黄州以后政府停发工资，只发一点点生活费，他全家20多口人靠政府那一点点救济金根本养活不了，所以苏东坡到黄州第二年就开始开垦荒地。他以前字和仲，又字子瞻，没有称号，后来开垦了城东的一块荒地，给自己取了个号：东坡居士。但是那是块荒地，粮食怎么种都种不好，只有种麦子才有点收获，但打下来的麦子也不够一家人的口粮。
　　到了第三年，苏东坡47岁。这一年他的两个在黄州的朋友劝他说，朝廷的政策一时不得变化，只能长期在这里生活下去，劝他把家里的细软变卖掉，买一块好的地来种。朋友帮他打听到二十里外一个小村庄有块田地非常好，主人正好在出售。东坡听了欣然同意，三月初七，两个朋友就陪他去相田。出门时天阴，苏东坡就让家里的书童把所有的雨具都带上，东坡在前，朋友在后，那个书童年纪小，走得很快就不见影了。突然刮风下雨，没有雨具了，三个人很快被淋湿了，路上也变得很泥泞。两个朋友觉得路上又潮，衣服又湿，很焦虑，只有苏东坡，尽管淋潮了，小路泥泞，依旧淡定从容，甚至不失潇洒地走在路上，因为他知道风雨是暂时的，一会儿就会过去。果然他们下午回来的时候雨就停了，斜阳出来了。虽然此行没有买下那田，但是催生了一首词《定风波》。当苏东坡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时候，他心里多半在想：半辈子风里来雨里去，连政治上的大风大雨都经历过，自然界的一点斜风细雨又算得了什么呢？走下去就是了。
　　这种心态值得我们学习。《念奴娇》《赤壁赋》等等在艺术水平上都可能超过这首诗，但是《定风波》是能够最好地表达他的人生态度的。为什么说他对后世的意义非常大呢？芸芸众生，命运都没有准备一帆风顺的路。我们用风雨比喻人生中的困难和挫折，假如某人一生中经历了比较多的挫折，我们就说他是“风雨人生”。苏东坡的一生就是风雨人生，但是他走过了，他不但走过了，而且在逆境中照样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呢？我非常遗憾地看到，有些年轻的朋友有点脆弱，人生道路中稍微遇到点坎就沮丧消沉了，甚至放弃了，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学习一下《定风波》呢？为什么不从苏东坡的作品中汲取人生的启示呢？
　　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才真正是经典。因为即使它不会让我们升官发财，它也会给我们指引。最好的书就是指引我们怎么走人生的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唐诗宋词中的经典作品不仅仅是文学院才应该读的，而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来阅读的、中华民族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