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社会进步，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然而，作为反映历史和社会物质、精神存在与变衍的文化，在时代的不断进程中，则因历史发展的不平衡，社会进步的速度差，以至地域环境的特殊而各不相同。
　　榆林地处陕北，长城脚下，黄河之滨，人类生存的古老遗迹，社会进程中的时代见证，诸多因素，让我们看到了形成榆林文化的独特形象。
　　一、边城古塞集成的千里挡墙榆林各地，有许多边城古塞。这些边城古塞为古代多个王朝集成了阻拦入侵的千里防线。
　　所谓“边塞”，边是一条线，塞是一个点，点线相依附而成边塞。在榆林的历史地图上，最显眼的是这条古老的长城线。说其古老，是因为在这条线上，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周赧王就修过一条从陇右经过今天榆林北部延伸到神木、府谷东北内蒙地区的长城。之后，历朝历代，又有好几个王朝修长城也在这条线上动土。特别是秦长城和隋长城，至今残迹在榆林地域内仍有发现。至于今天我们眼前的明长城，又多处是复合在原来古长城的基础上。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台”的榆林镇北台，不仅向人们显示着古长城的防范功能，也是榆林这段长城线上突出显示“边塞文化”的实物标志。它标志着边的走向，它标志着塞的位置，因此而使榆林成为人们公认的“塞上古城”。
　　就明朝在榆林的这段边墙来说，东起府谷的黄甫川，西接宁夏盐池县的花马池，全长885公里，依附在这条长城线上的大小城镇堡寨，又大多因边而有，即为边城要塞。唐建麟州于 724年，就是因为燕国公张说平定了兰池胡人康待宾之乱后，“奏置麟州以安党项余众”的。特别是在宋夏对立期间，仁宗朝几乎“倾全国之力，在河西、陇右，大修台墩，”时称“河西、陇右新长城”。据梁金奎先生考证，这条被城堡砦寨串连成的国防线，“走向大致从我市府谷县孤山川，神木县的窟野河和秃尾河，经佳芦川，又沿绥德县的无定河、大理河、淮宁河及清涧县的清涧川，向西延伸至延安的志丹、吴起，直达甘肃泾水上游的环县、庆阳、长约 800公里”。而这条线上，沿途许许多多大小寨堡边城，绝大部分是在今天的榆林地面上。
　　可见，正是榆林这段古老的长城，与依附在其身边的大小边城要塞，都是当时王朝按当时需要集成的“新长城”链，使榆林多次成为中原王朝北边国防线上的一段千里挡墙。所以，榆林的传统文化，不论怎么讲，总离不开“边”。地名也有定边、靖边、安边，总称三边地段。可见，“边”就是榆林历史铸就了的一大地方文化特色。
　　二、古代西北地区的一处民族融合境地因为榆林历来多次地处边陲，所以古代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过往十分频繁。历朝历代在今天的榆林地面上，少数民族过往来去或扎根立户，一直没断。有时在一个王朝期间内，交替来去好几个民族。有的来了扎地生根长达几个中原王朝。有的一个民族是一个完整的部族群体；有的一个民族中，大族之下有小族，实际上是多个民族部落的总称。汉代匈奴就是许多不同民族部众的总称。明清时代的鞑靼，就是蒙古族的一支。也正是由于过往民族的繁杂，中原人给他们贯以一个通称，叫“胡”或“番”。胡、番与“虏”、“夷”不同，没有贬意，只为区别中原内外而已。所以，唐、床以前，历史学家就把今的榆林地域，称为“胡羌”之地，“番汉杂居”。
　　在榆林这块地方上，汉朝被搅进来的少数民族，大多姓刘；唐朝被搅进来的大多姓李；宋朝被搅进来的大多姓赵。有的是朝廷赐姓，有的是个体从俗。像夏州李继捧，原本党项羌人，唐王朝赐他家姓李，宋朝的皇帝连名带姓赐他叫“赵保忠”。由此可见，中原汉人的血脉。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来历，这就是榆林当地民族融合的历史现象。
　　早在秦直道出现于榆林时，就已经显示出那实际上是一条中原王朝通向北地“胡人”之间的“交道”。对统治者来说，秦直道多有护边之利。可对民族交往来说，在客观上得天独厚，起到过融合民族文化的通衢作用。值此，中原人跟北地少数民族之间，长期“打交道”的结果，使榆林地方上不同习俗的人，生活方式的互相渗透，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结合。这个结合体自然叫“边塞文化”。可见，万里长城并没有阻界住民族之间的交往，而且凭着长城线上的边城要塞，人们相互接触，彼此影响，促进了边地各族人民习俗的大融合。可见当时当地，番、汉民族之间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即此可言，榆林也是我中华民族的一处古代西北民族多元化的融合之地。这也正是“边塞”的特点。
　　三、典型的民族边贸交易区民族商贸各地不同，各有背景和原因。榆林地方与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为邻，故在其工商业的发展史中，过去跟少数民族打交道做生意，一直居首要地位。尤其是在边城时代，商贸是当地手工业者和普通商贩跟“北草地”来往最频繁的经营岁月。这种零散的经营，反而是番汉民族之间主要的经济交流。
　　民族之间，由于相对生存的需要而有交流。精神和物质是交流的两个方面，商贸是物质交流的基本形式。古代过往榆林的少数民族很多。特别是五代至宋，辽、金、西夏交递而来。民族部众五花八门，族号多多。但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这就是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代表中原汉族经济的是农耕。尽管时代发生过政治的军事的风云变换，但在经济上当地农牧之间的互补，则是天成的持续不变。交流被军事影响而停滞过，可并没有永远的隔断。即便是对立的统治者打得你死我活也是如此，在 1044年宋夏议和的谈判桌上，仍然要讲“岁供”和“交换”。结果“宋岁赐西夏”绢、茶“二十五万两、匹”才把事了。至于民间，各种形式交易更加频繁，长城内外的人都需要“茶马互市”。茶代表了农业经济，马代表着畜牧业经济。所以在榆林的“边行”里曾流传过这样的一句顺口溜：“我用茶布烟火糖，换来牛马骆驼羊”。榆林城、神木城的城北，都有一个“市场老爷庙”，专为民族交易而修。
　　明、清时代，榆林面对的边留对象主要是蒙古商人。《延绥镇志》记：“边市距镇城十里许，为红山市。又东，为神木市，又东，为黄甫川市，皆属国互市处地。正月望台，择日开市。间一日一市，镇人习蒙古语者，持货往市，在土城、木屋，陶穴以居，或施帐焉；其货则湖茶、苏布、草缎、盐、烟，不以米，不以军器。蒙古之至者，则羊绒、驼毛、狐皮、羔皮、牛、羊、兔，不以马”。这就是说，朝廷对边市的贸易还有节制，不允许粮食、军器和战马在边市上买卖的。又记说，这种边贸滩场，“镇城及营堡俱有市，而沼边村落亦间有之。”如此多的边贸市场尽管规模不一，但都设在交界处，大部分就是边墙的进出口。故，榆林沿长城边的群众都有“口里”，“口外”的说法。出口外做生意的人，被通称为“边客”。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榆林各县做边行生意的边客大户，在口外自办牧场，设立定点生意字号，已成普遍现象。其中，设在伊盟鄂托克旗的“三义成”、“义生成”均为“商入平津”的皮毛羊绒大字号。至于一般做小生意的边商小贩，或“跑草地”的手艺人则大多各有主道，春出冬归。且，交易支付，皆以牲畜皮毛实物为主。故当地有“边客回家，在卧羊期”的说法。这种边贸生意的格局，在榆林长城沿线各地，一直延伸到抗日战争期间，才被侵略者造成的战乱情势所破坏。
　　四、多元化的民族文化撞击点综上所述，长期为边，要塞相连，是榆林地方史上的古代情况；久近兄弟民族，至今仍与回、蒙为近邻，是榆林传统的民族环境；边市经营，农牧互补的经济格局，是榆林沙漠草原与黄土高坡衔接的地貌、民俗，以及生产方式的融合。就是这些客观上的多重因素，多元化的基因，构成了榆林地方文化的大框架。若以旧时代官书而名，应称之为“延绥文化”。所以说，明代九边之一的延绥镇地处陇右、河西、蒙古草原与晋阳、关中之间，“她”的文化结构，是由代表中原文明的晋阳文化和关中文化两大文化板块与代表西北民族风情的河陇及蒙古草原文化的两大文化板块，在此撞击而成。榆林就是这个撞击坐标的交点位置区。这就是说，近代榆林文化不仅是延绥文化的历史传承，而且是“广纳百川”的一支“交响乐”。正如文史专家任德存所言，就以音乐、曲艺来说：“陕北信天游、道情、说书、酒曲、唢呐、大秧歌、龙灯社火、民间故事、俚语俗谚、舞蹈戏剧、蒙古牧歌、东北二人台、关中眉户、宁夏花儿、陕西秦腔、山西晋剧，以及各种宗教音乐等等，应有尽有。就连由古代诗词和民间歌谣发展而来，融土著民歌、江南丝竹和宫廷音乐于一体的‘榆林小曲’也在这里得以滋润和延续”。更引人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尽管形式各有不同，但在作品气质上都带有榆林人生活中的豪放和表现思想中的“比山说水”。这就是因为多元文化板块在此撞击的结果。故而归根结底总带着“边塞”味。由此可见，边塞风情是榆林整个文化体系的传统灵魂。
　　可是，随着时代变化，原先榆林地方上的优势和劣势，在时代的转盘上改变位置。民国初年，与军阀混战齐头并进的革命大潮也迅速影响到了榆林。经济上首先动摇了工商界靠“边”吃饭的稳定。
　　政治上，学界打头，“学潮”汹涌。被《七笔勾》描绘过的封闭，贫穷和落后，反而成了最容易闹革命的地方。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贯称地方三宝的“糜菽、荞麦、大皮袄”，被带“洋”字的一切东西，喧宾夺主地在排挤。“民主、自由、平等”的呼声，压倒了“之乎也者”与“天地君亲师”的跪拜。榆林成了马列主义在陕北最早落足的地方。中共陕北特委，把绥德师范学校和榆林中学作为宣传先进思想的基地。之后，尽管国共两党在榆林也进行了长期的较量，可在抗日战争的合作期间，榆林和延安之间，基本上保持了统一战线之下的友好和睦邻。就是在这个大变动期间，革命的红色文化，抗战到底的爱国主义理论，在榆林不论白区和红区，都鼓舞着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由于党中央来到陕北，全国各地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云集延安，经他们创造的革命文化作品，像繁星一样出现在宝塔山的天空，首先闪耀在陕甘宁边区。当时的榆林，东边有神府革命根据地，西边是三边红区，南边绥德以下便是我党中央的大本营。榆林成为红色文化传播的第一线。信天游一类的民歌得到了创新和改造。今天榆林市12县区成了“陕北民歌最有代表性的流传地域”。《东方红》、《兰花花》、《揽工调》、《赶牲灵》、《三十里铺》等经典性作品起源于斯。从而使“信天游”成为“陕北民歌中最有特色的歌种”。与之同时，出现了一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有一定地位的文学作品：《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特别是解放战争中，《白毛女》、《穷人恨》与镰刀斧头带队的大秧歌，随军进入被解放的城镇。等等，榆林文化随着新中国的出现而万紫千红。
　　我们研究地方文化特色，是为找到当地标志性的文化准心。综观上述情况，我以为榆林文化的准心就是 “边塞文化”，即边塞文化就是榆林文化的历史坐标，其交点和准心就是晋陕蒙多元文化的融合总体。改革开放以来，榆林文化在许多方面取得成就皆因“边塞”味而成名。
　　目前，古老的传统文化，革命的红色文化，与近年发展起来的现代产业文化，正在形成新的榆林文化网络。如何进一步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掌握地方特色，创建三位一体的新文化实体，应该是我们榆林文化工作者新的 历 史 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