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大报》曾报道学校在日本创办了一所旨在增进国外民众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的孔子学院，使我联想起几位日本友人，他们有的住在僻静的乡下，有的住在繁华的城市，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十余年如一日，每星期五的上午风雨无阻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这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学好中国语。他们是中国语最亲密的朋友，最狂热的爱好者，借用媒体的时尚用语来说，是中国语的“粉丝”。
　　给“粉丝”们上课的是中国河北大学来的景老师，那时景老师遇到有别的事，就叫我去代课，前前后后代了有两三年。景老师原籍四川，因早年离家，话中不夹杂四川口音，又是日语专业的高材生，河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日语说得自然、流畅，我再努力也是赶不上的。幸亏大家对我很宽容，毫不介意。
　　在这些朋友中,有好几位是我的同行，退休前靠吃粉笔灰维持生计。矢口老师培养祖国的花朵，黑崎老师是高级中学的一校之长，五反田老师教达尔文和米丘林，富泽老师教日本文学，荒川老师一生与abcd打交道。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
　　一天课间休息时，荒川老师问我老家在哪里，我不能冒充说自己是北京人，表示我的普通话发音标准得无可挑剔。我如实回答说我是大海的儿子，自小在海岛上长大，离开北京很远很远。后来我才知道，荒川老师到过我的家乡，我曾经见到过，现在成了他乡遇故知了，这是很少有的巧合，朝日新闻的记者听说后特意来采访，还写了长篇报道呢。荒川老师一生在高级中学当英语教师，六十岁那年退休后，在家里办了一所英语补习班，日本人称之为英语塾，自己当校长，自己当教员。十年后英语补习班收场，荒川老师就返老还童，当专职学生，学两门功课：中国语和太极拳。六年后以七十六岁的高龄，到东京参加中国语二级考试(共四级，最高是一级)，如愿以偿，拿到了及格证书。八十六岁时降下了人生的帷幕。
　　这个班级的前任班长池田先生以前受公司的派遣长期在国外工作,有丰富的海外生活经验。现任班长河西先生曾到上海复旦大学短期留学。班上的志贺先生是摄影家，前几年连我在内近十名朋友一起去苏州游览，隔天早上又到桂林公园散步，他为大家录像拍照，每人分赠一盘录像带和许多张照片。志贺先生拍摄的小鸟非常可爱，每年都收入博物馆制作的年历，我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把他历年拍摄的小鸟照片收集起来，出一册专集。
　　班上发音最好的要数大槻太太。因为她家的先生工作调动，夫唱妇随，她已经跟随先生回广岛去了，不会再来。最喜欢开口说中国话的是原田太太，无论在朱家尖的售票窗口前买票，还是在上海的马路边上拦出租车，她都讲中国话。尽管她的发音不怎么样，人家全能听懂,完成了语言的交际功能。
　　上面提到的朋友中,荒川、富泽、大槻和原田四位于2002年曾来我的家乡游览。我的家乡在国外以海天佛国闻名，在与两位日本佛教界的友人谈起慧谔大和尚时，我发觉他们知道得都比我多。一千多年前日本高僧慧谔从天台山请了一尊观音大士去日本，途经莲花洋时大雨倾盆，波涛汹涌,顷刻间小船有倾覆的危险，慧谔不断念佛诵经，但无济于事。这时他想起佛祖有言：凡事不可强求。如果这位观音大士不愿意去日本，就应该尊重大士的意愿。当慧谔小心翼翼地把这尊佛像安放到我的家乡洛迦山脚下时，刹那间海面上雨过天霁，风平浪静了。以后慧谔年年来佛像前顶礼膜拜，直至圆寂。慧谔安置佛像的地方后来叫作“不肯去观音院”，现在的日本香客继承慧谔的遗志，前来瞻仰大士风采者络绎不绝，“不肯去观音院”内终年香烟缭绕，香火旺盛。这则美丽的传说表明在隋唐年间日本的佛门子弟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大使。我的“粉丝”朋友们已经多次来中国各地旅游，他们用普通话与华夏大地上的平民百姓交流沟通，和慧谔一样，也成了民间大使。“粉丝”变成“大使”了，遥祝朋友们的中国语水平更上一层楼，在两国平民百姓的友好交往中发挥“大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