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自来水公司周启良在“11•27”四十周年时，曾根据有关资料写了一篇关于父亲的简介，现录如下：
   1949年11月28日20时，在重庆老街国民政府西南行政公署第二处防空洞内响起了罪恶的枪声，年仅37岁的高力生同志英勇就义了。这是重庆市自来水公司职工中为重庆解放而壮烈牺牲的唯一烈士。
高力生烈士1936年到自来水公司，当过收款员、收费股副主任、图书馆主任、人事股副主任、綦江矾厂厂长。他爱国家、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毅然地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5年，陶行知、郭沫若、冯玉祥等创办的社会大学第一期招生，他虽已经33岁了，又是自来水公司收费股的副主任，仍然考入该校文学系，当一名老大学生。他穿西装、戴礼帽、蓄胡子、拄手杖，和比他小十几岁的同学们一起学习、讨论、扭秧歌，亲密无间，大家称他为“老夫子”。他学习勤奋，在报刊上不断发表抨击旧社会的文章，如《一堆牛粪百篇诗》（1946年）、《中外奴才像》（1946年）、《没有意思》（1947年）等，思想越来越成熟。他的一个好友刘仁跃被国民党监禁了，他为刘筹款并写了热情洋溢的信，说：“列宁的一生（前半世）是在监狱里过完的，而他创造了伟大的苏联。中山先生几经蒙难，而改造了中国。我辈‘凡人’虽不似开国英雄那么伟大，而对于个人身心的训练到底是有益的。”社大第一期毕业后，学校迁上海，他积极筹办重庆社会大学第二期，是七个校务委员之一。社大第二期开学了，他又成了第二期学员。1947年３月，国共和谈破裂，重庆社会大学被查封，一些进步人士被抓，他组织同学募捐、慰问，掩护地下工作的同志，还积极支援川东武装斗争，积极参加波澜壮阔的城市民主运动，他的家成了联络站。是年初月，他与李延伦、朱进一起发起成立了“革命行动委员会”以对抗独裁政权对社会大学的镇压。他还为重庆育才学校募集资金。
  1948年夏，他被公司调到綦江矾厂任厂长。到矾厂后，他立即把地下党员高邦杰、周伟等安插进来，并与蒲河场上以摆小货摊为掩护的地下党员邓超伦一起建立了一个据点，在川东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准备在南川农村搞武装暴动。1949年元月，党组织发展他为候补党员，他对工作更加兢兢业业了，当时伪币贬值，物价猛涨，矾厂不能按时发工资，工人的工作条件差，职工生活困苦不堪。周伟等同志在他的暗暗支持下发动罢工，坚持了半个月。罢工中，矾厂副主任特务申山康抓了周伟，他出面调解，得以释放。这次罢工，惊动了重庆，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曾派人到蒲河侦查，他以厂长身份和以董事长潘昌酞亲戚的关系与之周旋，应付了过去。他这次以阻止罢工不力被公司撤职。撤职后，他仍住在矾厂。别人为他被撤职感到惋惜，他却爽朗地摸着胡子笑着说：“这不算什么！”由于他身份容易暴露，党组织劝他撤离，征求他的意见，但他坚持斗争，决定不走。
    1949年10月，公司总务科长、国民党谍报组长范克明造舆论说高力生有贪污行为，要查他的账。他不怕，想回公司申辩。加之社大同学来信邀他回重庆商量社大同学的安排问题，他为了观察重庆动态，便于11月1日只身返渝。随后，被公司特务王克武、范克明密报，于11月2日11时在自来水公司门口被捕。被捕后被特务审讯三次，每次都在六小时以上。他忠贞不屈，敌人没有得到一点口供。
    他最终被虐杀了。歌乐山烈士陵园展览馆有他留着斑斑血渍和五个枪眼的外衣。党组织根据他在狱中的表现和生前的愿望（他已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未来得及写出自己生平自传，所以组织上还未办完他的入党手续）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在他长眠于歌乐山烈士陵园中。（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