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伴关崇峻是1956年11月结婚的。我们俩人是同学，但因为她是教育系的，我是历史系的，所以在辅仁大学上学时并不认识。辅仁大学和北师大合并后，她在团委工作，联系我们班的团支部，而我是团支部委员，这样就认识了。虽然还算熟，但只是工作关系，别无其他。1953年2月，我从班上调出来工作，没有再见到过她。1954年7月，她从北师大毕业，分配到外交部东郊幼儿园，来年又调到西郊幼儿园。该园离海淀镇很近。1954年2月，我到北大进修，虽与她近在咫尺，但没有碰到过。大概是天赐良缘，一天，我们突然在街上碰到。她穿着一件红色外衣，清秀的脸庞，窈窕的身材，给人以端庄美艳之感。见面后，我很惊讶，问她怎么会在这儿碰上，她说就在附近上班。当时，我想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聊了一会儿过去，留下地址，从此她就成为我追求的目标。
　　以后的日子里，由于我追得特别紧，我们就逐渐进入了恋爱阶段。我时常给她写很厚的信，信封信纸都是粉色的，代表着爱的魄力，而每封信都充满着爱的激情。可惜，这些信都没了，不然写起回忆会增添许多鲜活的色彩。因为我们都在海淀，有时星期日她休息，就约好一起进城回家。记得有一次，在西直门下车后，没有再坐车，一直从西直门走到东四九条她的家，大约有二十多里路，既因为我们年轻不知道累，更因为有一种爱的力量。到了家门口，还恋恋不舍说了半天话，才不得不分手。有时，我们约好到北海，坐在道边背人的椅子上聊天；有时漫步在公园的小路上，旁若无人地说着悄悄话。恋爱期间，我们很少到外边吃饭，因为那时俩人所挣工资不多，还要给家里，手头很紧，但彼此很理解，尽可能少花钱。当然，也不是绝对没吃过，吃的时候只为填饱肚子。记得有一次在东安市场的森隆中餐部，要了个酸辣汤，俩人吃得美滋滋的。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只要俩人在一起，什么都是好吃的，连酸辣汤的味道也与众不同。什么叫恋爱，字典上解释说是“男女相爱”。这当然对，但没有把恋爱的劲头说出来。其实，男女相爱，未结婚之前，彼此总想着，最好能天天见面，几天不见面，就有非见面不可的感觉，坐不住，站不住的，有人就因此耽误学习或工作。我以为，年轻人谈恋爱是正常的，只要把握好，不但不会耽误而且有利于学习和工作。正是在我们谈恋爱的过程中，我完成了毕业论文，出了一本书；也正是我们谈恋爱的过程中，她工作努力、出色，提升为保教主任。我们是幸运的，谈恋爱的这段时间中国政治形势平稳，没有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这对享受甜蜜的恋爱过程是一种可贵的保障。
　　我老伴是满族，祖上随清军入关，在朝廷为官。至其曾祖父纳钦时，已是清末，曾两任驻藏大臣，正二品（自元代起西藏就属于中国版图）。到她祖父奎濂一代，因中经辛亥革命，虽仍维持大家庭，但已开始没落。她父亲关松房，1901年生于北京，原名枯雅尔·恩棣，字稚云、植云，号翕斋，笔名松房、夕庵、夕庵主人。我岳父是著名的山水画家，集百家之长，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早在1925年，他的作品就在比利时的国际博览会上获银质盾奖。同年，他与溥雪斋、溥心畲等著名画家一起，组织在国画界颇有影响的松风画社。1948年，他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个人画展。解放后，他先后参加中国画研究会、中国书法研究会，1957年北京画院成立即参加画院工作，被评为画师。我老伴的母亲奚稚梅，也出身于满族世家，虽为家庭妇女，但有一定文化程度，知书达理。她的弟弟是著名京剧演员奚啸伯（奚家也是名门，他们的祖父裕德，为清末理藩院尚书，后入阁拜相），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并称为“四大名须生”。我老伴自幼受到父母和舅父的疼爱，并接受较多的传统教育，虽身体虚弱，但学习非常努力，做事极为认真。中学时，她先在贝满女中读初中，后转入女二中读高中，1950年考入辅仁大学。她在整个读书过程中，不仅成绩优秀，而且思想非常进步。高中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联”，发展过下线，给警察局长家送过警告信。大学时，做团委工作，极为负责。辅仁大学和北师大合并后，她所以转入学前专业学习，是因为她有一颗热爱孩子的、善良慈和的心。她在学习和工作中，研究幼儿心理，研究对幼儿的教育方法，研究自制适合幼儿的玩具。用她同事的话说叫“会玩”。玩和吃就是孩子的一切，只有在玩中才能学到知识，一天一天长大起来。由于她敬业，由于她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的提高，终于成为幼儿教育专家。这真是“昔日满族名门后，如今幼儿哺育人”。
　　恋爱的硕果是结婚，但我们结婚还碰到一点小小的麻烦。一提到结婚，她总说比我大不合适，我说那是非正常心理，为什么一定要男比女大呢，而且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但是，她家里不同意，怕将来出问题。经过一番周折，算过去了这个坎。结婚总要有个住的地方，我父母家没地方，她父母家也没地方，学校里说北京有家的教师不能给房。这就难了。恰巧，系里因教师住房不够，采取办公与住宿合一的办法，这样我就混上了一间办公室，作为非正规的宿舍，屋里只有双人床和办公桌，其他什么也没有。1956年11月16日，我们终于结婚了。结婚那天，同学、同事来了很多人，热闹一番。中间去老伴家接她时，还闹了点不愉快。她家本是大家庭，虽然已不在一起住，但姑娘出嫁是大事，北京的亲戚来了很多。一进门就给我介绍，说到几个人之后，我就不耐烦了，说反正也记不住，就别介绍了，弄得大家很不自然。现在想起来，太不应该，确是年轻不懂事。
　　那时结婚跟现在不一样，什么度蜜月之类的事全没有。星期六结婚，星期一就上班，继续干革命工作。结婚第二年，我老伴又从外交部西郊幼儿园调到东郊幼儿园，在北新桥方家胡同。学校的房也不让住了，只好搬到幼儿园的一间几平米的车房。条件更艰苦了，屋里除放一张双人床和一张桌子外，就没地方了。不过，也有乐趣。因为不自己做饭，家里没有任何厨具，可以凭本买的带鱼也没办法吃。我们把鱼收拾干净，放在炉子上烤。围着炉子边取暖边吃，那个香劲就别提了。两个人的世界，幸福自在其中。这一年，她怀了孕，1958年1月14日生了个宝贝女儿。当时，我正在农村，由于革命第一，我没有能回来照顾。想起来，真对不住老伴。女儿生下来后，由于我们工作忙，住处也小，只能把女儿放在姥姥家。住在姥姥家有好处，生活上受到更多照顾，特别是到国家经济困难时过得相对好一点。同时，传统文化教育也多些，使孩子懂礼貌、爱学习、知上进。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由于管得严而多，造成性格内向，胆子小，缺乏创造性。女儿小时候，到外边碰上要做的事，总要问人家让吗？比如，到公园玩滑梯，她不敢上，怕人说，怕人不让滑。这种性格对她后来长大，确有影响。
　　我和老伴结婚以后，虽然慢慢有了比较固定的简单的住房，但没有个像样的家，因为我俩多数时间在单位住，在食堂吃饭，孩子住姥姥家。相当长时间，过着“游击”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