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性本恶。”
　　这本是儒家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所提出的理论。但却在韩非子的主张中更加的彻底决绝。乍看之下，这句话堪称千古谬论，简直是离经叛道之语！当真是大逆不道，必被摒弃！但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的烟波浩渺中，这句话却是实实在在的流传了下来，成为了法家的核心思想和治国主张的立足点。
　　“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与荀子对人性中恶的承认相比，韩非子的这句话更是言辞犀利。他不仅承认，更是对所有人的本性下了定义，认为这就是天性，是无可避免的人之常情。正是因为如此，既然人性是自然而成，那么法律的制定就必须进行针对，因循它，而不是对他视而不见，掩耳盗铃。正是因为人性本恶，所以才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和暴力机构来约束人的行为，维护社会与国家的安定。
　　对于人性中的恶，法家认为要堵和疏并重。“堵”，即是对恶事，恶果进行惩罚，用强制性的手段维持秩序，“疏”，就是对于恶性，恶因，用合适的国家政策，合适的舆论导向借势，利用性恶中最根本的“利我”在大势中自行转为利他和为公。
　　由此可见，法治的根本原理即是惩恶与引善。在法家的理念中，法律法规即是国家富强的保障。只要有了合理的法规和法律，国家无论执政者是谁，国家都不会变形糜烂，江河日下。
　　但，文无第一，所以文人相轻。
　　在中国，儒家极其摒斥法家的政治思想，儒家提倡人治。如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孟子也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如此一来，人治便已然是一目了然。人治就是个人或少数人因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
　　这种带有封建思想的理论如今饱受批评，但我认为人治也不能盖棺定论。人治也存在着大小之分，分为“小人治”和“大人治”。
　　“小人治”就是人们熟悉的王侯将相，一人屹立权利的高山之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可能会雄才大略，造福千秋，也可能会鼠目寸光，天怒人怨。英主会带来盛世太平，昏君则会带来社稷破败，但无论如何，都逃不掉“人死政息”四个字。
　　“大人治”就是民主，这种民主就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并同时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与权利。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必定是残酷甚至是惨烈的。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必然会选择抱团取暖，而“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此一来必然是国家权利分散，门阀林立，党争不断，相互攻讦，政府上令下达无序，官僚主义横行，民族和国家陷入无休止得内耗，直到外族入侵，国破家亡，悔之晚矣。
　　过去的地方门阀，如今的资本集团（资本家本质中的唯利是图的本性，很有可能会将自身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之上），都是如此。甚至更可能出现“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少数服从多数”的悲剧发生。因为人民大多是凡人没有远见，所以大多数是愚昧，自私的，或一煽动，或为蝇头小利，那些智者、栋梁就会处处捉襟见肘，被“从众心理”或“群体暴力”淹没在尘埃里。
　　由此就可以看出法治就绝对高于人治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法律法规也是人为制定的，所以法治也分善法和恶法。若是恶法的社会，必然是法律不公，法律不效。由于现实，因为国情，法治和人治不可能非黑即白。与之相反，法治恰恰就是约束个人权利的神兵利器，更是确保政策连贯性的诺亚方舟！与之相对的，强有力的人治也是完善法律的一只入木三分的笔刀，是强力拢聚国家权力，推动国家前进的一只铁腕！
　　所以法治，就是一个国家的骨架，是不容亵渎、践踏的底线；而人治则是国家的灵魂，是欣欣向荣、奋发向上的上限。若无法治，国家必然是动荡不安，社会瓦釜雷鸣，不堪一击；若无人治，国家也不过是一潭死水，偏安一隅，不思进取，难成大器。
　　如今的中国正走在复兴的路上，在世界上更多的担当起大国的责任，只有完善法治，精于人治，两手抓，两手硬，才能使“大国梦”不再是梦，让中国在复兴的道路上振翅高飞！
　　完善法治，注定国家国泰民安。
　　不懈人治，必然民族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