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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可待成追忆——深切缅怀谭崇台先生

  2017年12月9日下午5时许,“东亚杯”中韩足球队对决赛2:2落幕时,武汉大学同学群一条信息突然映入眼帘:谭老师千古!
  “谭老师走了,锥心之痛,夜不能寐。欲为武大学子哭先生!”当晚,我强忍悲痛搜索思绪,谭先生音容笑貌便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入门
  199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福特班”时已知谭先生,他是中美经济学交流委员会(福特班)的中方委员。1995年和1996年,我又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讨会上两次见到谭先生。谭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挺拔,不怒自威,可能不太好接近或者说有点严厉。那会儿,我确实没有勇气与他接触。
  1997年,我有幸考上了武汉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成为谭门弟子郭熙保老师的第一位博士生。这下,谭先生成了我的师爷!那年10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学术年会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就这样我与原本以为“可怕”的师爷有了亲密接触。
  “小张,你原来有没有想过要报考我的博士?”一天,谭先生问我。
  “谭老师,您名气这么大,看上去又非常严肃,我根本不敢报考您的博士。”我实话实说:“后来,我才发现您实际上和蔼可亲。”
会间,有位老师发现我与谭先生、郭老师在一起,就建议我们祖孙三代在一起合个影吧。 “希望很快有第四代出来!”另一老师说。
  由于我才入门一个月,只能谢谢这位老师的鼓励!但后来个人的成长之速出乎所料。
  2008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顺利毕业了,谭先生门下真是有了第四代学生!谭先生获知后露出了开心笑容。
  如今,我又有一位博士弟子评上了博士生导师。谭先生若泉下有知,该会多高兴啊!
  二、传道
  在我读博士期间,谭先生不顾自己年近80高龄,坚持给我们讲授“发展经济学”课程。那时,上课地点是当时经济学院二楼教室,谭先生每次都会大清早按时赶到。
  有次上课情形让我终身难忘。那天早上,谭先生一改平日温和、平缓的语调,用有点急促、气愤的声音对我们说:“今天早上7点多钟,有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请假,说他现在黄石看望生病的外婆。这是请假吗?8点钟上课,7点多还在黄石?这分明就是不想来上课吗!”稍顿,谭先生用缓和一点的语气对我们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执教50年,从未迟到过1分钟!”。当时,教室里鸦雀无声,我当时的感觉只有一点:震撼!
  之后,我每次上谭先生的课都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迟到!终于有一次,当我走进教室时,发现谭先生已经端坐在那里了。我心里一紧:迟到了!于是赶紧猫着腰坐在了后排。谭先生看着我,笑了一下:“不用紧张,你没有迟到,今天是我早到了一点。”我这才松了口气。
  三、毕业
  2000年初夏,我迎来了博士论文答辩。当时,江西财大正在全国范围内引进博士,后来我所在的经济学院党总支江建强书记亲自赶到武大参加我的论文答辩,据称这是当时江西财大党委书记伍世安教授亲自对经济学院提出的要求。那天,我带江书记到谭先生家拜访。在说明来意以后,谭先生非常热情地说:“江书记,我们又见面了。来,请江书记上座!”
  在博士论文答辩的中途休息时,谭先生带着我到商学院党委书记办公室,指着我对当时的学院贺书记说:“江西财大经济学院的江书记到了我们这里,他是专门来参加小张的博士论文答辩的。贺书记,你看人家江西财大是多么重视人才啊!”贺书记听了,连连点头说:“您说得非常对!谭老师,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四、慈爱
  毕业以后,我多次回到武大,都会去看望谭先生。每次,谭先生都热情地接待,耐心地听取我汇报成长经历,并对于我的困惑给予认真的解答。
  我曾经几次跟谭先生汇报自己从“仕”的经历:曾经做过江西财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当代财经》副主编、科研处副处长、处长以及外事处处长。谭先生多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进铭,你不断地取得进步,我很高兴!不过,你要记住一点,在做好行政的同时,一定不要放弃了学问!”“我在武大读书的时候,朱光潜先生曾经教我们一句话:“You should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then you should know everything of something”。
  有时,当我跟谭先生讲起自己的种种“不如意”时,谭先生都会给我积极的开导和鼓励。谭先生多次跟我讲起抗战期间在武大(乐山)求学时的艰苦条件和大家认真求学的故事。他还曾经跟我讲过程千帆先生在武大的故事。我有几次发现,当我从谭先生家里出来以后,自己怎么都打不开的心“锁”,竟被师爷轻而易举地“打”开了。
  有年夏天,我去看望谭先生,自然聊到了避暑。我问谭先生有没有到过庐山?谭先生告诉我,没有!于是,我对谭先生说:“谭老师,我回去可以试着联系一下;联系好了以后,就请您和师母在庐山小住一段时间。”谭先生对我说:“进铭,谢谢你的好意!我和你师母年纪都大了,不能给你们添麻烦了。世界上没有去过的地方很多,没去就没去吧。”
  2010年,我去看望谭先生。谭先生问我:“进铭,我有没有送你我主编的一本书?”我说:“好像没有。”谭先生有点吃力地站起来,从书房拿出一本厚厚的《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赠我。当时,他在扉页上写下这样的话:进铭老弟存书 崇台赠 2010。
  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先生的幽默和师爷对徒孙的关爱!
  先生不死,只是慢慢隐去!我想,在樱花盛开、丹桂飘香、枫叶映红、梅花绽放的珞珈山旁,发展经济学的大树已然根深叶茂并将继续成长。
  先生若然有知,必当含笑九泉!
  (原文首发于2018年4月3日中国文明网,本报编发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