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儿童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我校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硕的成果。一直以来，我校被国内外同行公认为“儿童文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它曾创下许多国内第一。2006年，学校成立了儿童文化研究院。从儿童文学到儿童文化研究院，我想是一种承继，更是一种跨越。作为儿童文化研究院的主要负责人，您如何来认识这一转变的意义？
　　方卫平：一种承继，一种跨越。你说得很好。2005年初夏，学校发文成立了我校的专职研究机构———儿童文化研究院。2006年10月，在庆祝学校建校50周年的时候，儿童文化研究院举行了揭牌仪式，并正式迁入学校西区绿树掩映的红楼。儿童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是学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于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和我校向教学研究型大学发展、转型的新背景、新要求，结合学校特色学科建设的历史积累和现实情况所作出的一个重要决策。
　　从儿童文学单一学科研究推进到儿童文化研究院整合多学科开展儿童文化领域的研究，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我校传统的儿童文学研究特色和优势，是以中文学科为背景和支撑点的。从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上说，我认为，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应该更关注儿童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中新的生存形态和特征，重视以多元的文化视角来观察和思考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例如，儿童文学在网络时代、图像时代、文化工业时代等所形成和拥有的新的面貌、特质，儿童文学在当代教育环境中的新的功能和命运，等等。因此，2001年，我们在筹备创办一份“以书代刊”形式的相关学术性丛刊时，就将丛刊定名为《中国儿童文化》，我希望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能够朝着一个更加开放的方向和更具当代性的视野不断推进。
　　其次，儿童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也是希望在我校传统儿童文学学科特色及其积淀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学校相关学术力量和资源，通过多学科的交融、拓展、提升，将我校儿童研究学科进一步做大、做强。事实上，我校人文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杭幼师学院，还有美术、法政公管等学院，都有不少教师在从事与儿童研究相关的科研工作。因此，整合与提升，无疑是我校儿童研究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最后，学科建设在当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学科不仅是相关领域学者们聚集的学术居所，也是特定方向、领域的研究工作得以规划、实施、拓展的专业平台。当代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越来越重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强、人强我特”的建设和发展策略；只有把学科建设做大做强，做出特色，做成品牌，才能在激烈的学科角逐和学术博弈过程中操得胜券。就浙师大而言，校方多年来以独特的战略眼光，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学科的发展予以强力倾斜和支持，这不仅是中国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学科发展之幸事，也是浙江师大学科建设与发展之幸事。
　　记者：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发展一直得到全校上下的关注。学校提出要“打造中国高校儿童文化研究‘第一院’”的学术品牌。对此，您能谈谈儿童文化研究院在建设过程中，是如何思考这一目标的？
　　方卫平：儿童文化研究院的总体建设目标是，立足于当代儿童文化研究的学术前沿，以我国儿童文化学科的建设和国家儿童文化政策的制定为主要服务方向，以当代儿童的现实生存和发展为基本研究对象和学术关怀，努力整合校内外学术资源，打造一支结构合理、高水平的学术团队，以一流的研究成果，加宽拓深儿童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提升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的能力，争取成为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的学术研究、资料、咨询、交流中心之一，并力争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声誉的儿童文化研究机构。
　　这是一个很高的建设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在研究院建设初期，对研究院的发展规划、研究方向和机构设置等重大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调研和论证。总体要求是，高起点，大视野，多学科，重特色。在具体工作中，一是对研究院的发展前景和学术定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勾勒；二是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机构及其特色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三是多次在校内外邀集有关专家和领导召开论证会，其中包括由学校出面邀请教育部社科司、社科处的领导来研究院给予具体指导。在此过程中，我们对研究院的发展规划、机构设置等进行了反复研讨和修订。目前，儿童文化研究院共设有儿童文化理论和政策、儿童发展与教育、儿童文学三个研究所及儿童文艺创作研究室等四个二级机构。另外还设有学术丛刊《中国儿童文化》编辑部、国际儿童文学馆、台湾儿童读物资料中心、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网。
　　设立这些研究单位和附属部门，的确是有所考虑的。开展儿童文化理论和政策研究，是因为作为一个专业学术机构，我们希望能为还很薄弱的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做出一些重要的、具有原创性、奠基性的工作，同时也希望为国家的儿童文化政策制定提供现实的咨询、服务，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儿童发展与教育研究所，则希望能够整合学校的相关学术力量和资源，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能够取得突破。设立儿童文学研究所，当然是希望保持和加强我校儿童文学研究的传统优势和特色，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学术平台上获得新的发展。
　　记者：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学术队伍的建设一定非常重要。目前在这方面的进展情况如何？
　　方卫平：是的。为了实现研究院的建设目标和学术理想，近年来我们在学校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队伍建设方面下了较大功夫，首先是引进了一批优秀的博士。这方面的工作概括说来，第一，我们在引进博士人员时，十分重视对其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志向的考察。第二，我们也十分重视博士人员学缘背景、专业背景的多元化，引进的博士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师大、华东师大、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专业背景则涉及文艺美学、人类学、民俗学、传播学、教育学、儿童文学等，我们希望这样的知识和学科结构，能够为研究院开展多学科视野下的儿童文化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开阔的专业背景。第三，我们特别抓了博士人员来院工作后的学术延伸和转型工作，为专职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院发展规划和要求进行个人的学术转型提供相应的帮助和平台，如在院内建立了专职研究人员定期的学术报告制度，每次由一位学者报告自己近期的研究工作和相关思考。这一制度既是一种引导和督促，更是一种分享和交流，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其次，如何吸引、整合院内外的学术力量和资源，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借助校内外兼职研究人员聘任制度、《中国儿童文化》学术委员会的设置、《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年度述评的撰写工作等制度和平台建设，我们聘请了国内外许多知名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并融入到研究院的有关学术体制和研究工作之中。例如，《中国儿童文化》从第四辑开始聘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台东大学，以及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日本圣和大学、英国华威大学等国内外研究机构和高校的知名学者担任丛刊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从2007年开始，也逐年聘请了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有关专家学者撰写相关领域的年度述评文章。这些专家学者专业素养和智慧的融入，不仅加强了研究院与国内外同行的专业联系，加大了研究院的学术辐射力，同时也推动了研究院各项学术工作的发展和提高。
　　再次，在学校的支持下，从2008年开始，我们还根据研究院的学术规划及儿童文化研究学科建设的现实需要，开展了儿童文化研究重大课题招标立项工作。首批招标广告在《光明日报》发布后，反响热烈。通过校内外专家的匿名初审和评审委员会的审定，共有“国家儿童政策体系现状及走向研究”、“冲突与认同：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儿童文化安全研究”、“建构与拓展：儿童文化产业研究”、“改善亲子关系对防治儿童网瘾策略研究”等八项课题获准立项，项目承担者既有本院的专职研究人员，也有本校其他学院的教师，还有浙江大学、华中师大、杭州师大等高校的研究人员。相信这些研究的最终完成及其成果，无论是对研究院还是对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的学科建设来说，都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收获和贡献。
　　近年来，我院研究人员在儿童文化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新的收获，除获得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资助外，还获得了“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奖励，并出版、发表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
　　记者：我们从一些媒体上也了解到，近几年来，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学术平台建设工作做得十分扎实，可以说是有声有色。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方卫平：这几年来，在原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把研究院的学术平台建设放在了重要位置。我希望我们研究院能够在整体上创设并拥有国内高校最好、并具有创新活力的儿童文化研究学术平台。
　　目前已经搭建成型并运作良好的主要专业平台，一是2004年创办的学术丛刊《中国儿童文化》。该丛刊主要发表国内外研究者有关儿童哲学、童年史、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儿童文学、儿童艺术学、儿童媒介及儿童文化各个领域的研究论文，并开设了博士学位论文摘登、学界对话、批评与争鸣、海外视域、学术机构介绍等栏目，是目前国内儿童文化研究领域重要的跨学科、前沿性、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大型学术丛刊。
　　二是“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红楼书系”。该书系主要出版由研究院主持、规划的相关研究专著、译著等，是研究院推出的重头学术产品。目前已陆续出版第一辑“中外儿童文学史研究丛书”、第二辑“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丛”，第三辑“儿童文化研究博士论文丛书”也即将出版。
　　三是《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该年度报告从2007年开始逐年编撰出版，目前正在编撰的是《2009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正如我在《2007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部旨在为中国儿童文化研究领域逐年留下思想印痕和学术成果、具有文化积累性质的大型资料集、可供检索的专业工具书，同时也可视为一部力求表明选编者理论观察、批评立场和思考、建设性意见的年度学术报告和蓝皮书。我们期望以专业的精神和持续的努力，为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留下一份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索引和学术档案。这项工作引起了儿童文化研究领域许多专家和一些媒体的广泛注意和重视。《2007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出版后，一些学者和读者朋友告诉我说，这是一件富有远见和学术价值的工作，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为中国儿童文化研究事业做了一件好事，功莫大焉。《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出版参考》、中国福利会网站、维普资讯网、新浪网等许多媒体也纷纷发表了有关报道和评论文章，其中《中华读书报》以“儿童文化研究学科有了文献索引和学术档案”为题，刊载了记者的专题报道。
　　四是2007年创办了“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网”，希望为研究院和中国儿童文化研究领域提供一个快捷、丰富的资讯和交流渠道。这项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五是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合作，在该刊设立了“儿童文学与文化研究”专栏，发表院内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目前，该栏目已成为国内高校学报中关于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园地。
　　六是学术和文学研讨制度的建立。例如，我们利用本院的专业优势和积累，建立了每学期一次的儿童文学新作深度研讨会制度，目前已陆续对长篇小说《腰门》、系列科幻小说《小猪大侠莫跑跑》等进行了坦诚、深入的批评和对话。研讨会不仅有本院师生参与，也有该作品的作者、编辑和媒体记者到场。这些研讨会不是目前流行的那种以表扬乃至吹捧为主要姿态的研讨会的简单复制，而是试图以浙江师大相对超脱的位置为依托，努力为建立一种能够表达学院学术立场、体现学院独立批评精神的“学院批评体制”做出的尝试和探索。这些研讨会的效果和收获是十分明显的。例如《腰门》研讨会结束后，《中华读书报》发表了记者陈香撰写的题为《面目狰狞评<腰门>———浙江师大希望由此重建文学作品的学院研讨机制》的长篇报道，《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版2009年春季号在头条位置发表了一万余字的会议纪要。
　　以上学术园地的搭建，从传统纸质媒介到网络媒介、会议研讨，从综合性的学术丛刊、学报专栏对多学科论文成果的发表，到“红楼书系”对于系统性成果和专著的推出，从院内、校内学者的最新成果的展示，到校外、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发表、译介和年度梳理、呈现，可以说，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一个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立体学术平台的构建。
　　记者：从成立国内首个国际儿童文学馆、大陆第一个台湾儿童读物中心，到举办国际论坛，开展国际交流，研究院一直在坚持一种开放的两岸视野和国际视野，这对于儿童文化研究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方卫平：坦率地说，从接受学校的安排，参与儿童文化研究院建设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研究院建设的起点和参照系是什么。我们过去的儿童文学学科建设，虽然也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交流渠道，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些视野和渠道可能并未能为整个学科建设带来真正的滋养和动力。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学科建设所拥有的社会环境条件和学校资源支持，所具有的海峡两岸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都远远超过以往。同时，“打造中国高校儿童文化研究‘第一院’”的建设愿景，如果不以国际视野为参照，不关注、跟踪、研究（乃至引进）国外一流的学术机构、学者动态及其研究成果，关起门来走老路，那么，“第一院”的建设理想，就必然不过是一个画饼、一纸空谈。
　　因此，这些年来，我们一方面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例如，在人文学院的支持下，创办了国内高校第一个儿童文学系；2008年，在研究生学院的支持下，在国内高校中第一个开始独立招收“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专业儿童文学方向研究生；2009年，在“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开始招收儿童游戏与玩具、儿童传媒方向研究生，等等。另一方面，在两岸交流和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也努力做了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如你所说，成立了国内首个国际儿童文学馆、大陆第一个台湾儿童读物中心，在我校主办了“媒介与儿童文化国际高峰论坛”、“儿童发展与教育国际高峰论坛”、“中加儿童文学论坛”、“中日儿童文学研讨会”等国际性会议，两岸儿童文学、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交流就更是频繁了。同时，我院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参加了在国内外举行的国际性会议，如在意大利举办的“国际学生练习本研究论坛”、在日本大阪举办的“日中儿童文学研讨会”，并有学者获德国外交部资助，赴国际上最大的青少年文学资料馆———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进行为期数月的项目研究和交流。研究院还陆续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所、意大利《教育史与儿童文学》杂志、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英国华威大学儿童研究所等知名机构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学术联系。2008年，《教育史与儿童文学》杂志还以十余页的篇幅，刊载了介绍中国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及其建设情况的长篇文章，并配发了多幅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列入“红楼书系”第二辑的“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丛”，是1949年以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首次以丛书的形式翻译引进的国外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的《儿童文学的乐趣》、英国学者彼得·亨特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的《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这些著作在2008年底出版后，引起了儿童文学和相关学科研究者、爱好者的高度关注，一时洛阳纸贵，目前首版已销售一空。这些译介成果，不仅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同时也为研究院塑造了开放、务实、专业的学术形象。
　　记者：您曾经说过儿童文化研究院要以“关注儿童、服务儿童”为情怀，在这方面，研究院开展过哪些有意义的工作？
　　方卫平：研究院虽然是一个学术机构，但一个以儿童为研究目标的机构，一批以儿童为思想对象的学者，自然应该具有一种对世间儿童的关爱甚至悲悯的情怀。2008年6月，研究院刘宣文等老师组织编写了《现在，我该怎么办？》这本儿童心理自助图书，并和宁波出版社联合捐送了12500册送往四川地震灾区，支援灾区心理辅导工作。在2007年“六一”儿童节前，研究院组织全院人员为金华市民工子弟小学捐赠了数百册优秀儿童文学读物，同时我们也很支持研究生、本科生参与相关的儿童培养和志愿活动，如去金华市民工子弟小学给孩子们讲故事、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我们还利用暑假，与媒体合作，在红楼和市区为孩子们放映优秀的儿童电影。这些工作，对于研究院强化“关注儿童、服务儿童”的学术意识，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记者：明年10月，第十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将在我们学校举行，这将是一次备受瞩目的盛会，目前筹备工作进展如何，将围绕哪些议题展开？
　　方卫平：第十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包括中、日、韩等多国语言的会议通知、征文通知、会议报名表等均已通过各种形式发出。本届大会将围绕“世界儿童文学视野下的亚洲儿童文学”这一中心议题，就“世界儿童文学视野下的亚洲（各国、各地区）儿童文学现状反思”、“亚洲儿童文学的对外翻译、传播与影响研究”、“金融危机与亚洲儿童文学的现在和未来”、“全球文化交流与交融背景下的亚洲儿童文学走向”、“文化产业背景下的亚洲儿童文学走向”等七个子议题展开。
　　会议的筹备得到了学校和国内外许多方面的大力支持。例如，现在已有北京、上海等地的多家出版社“哭着喊着”要求资助出版会议的论文集，学校和校内有关部门更是对会议给予了巨大的关注和支持。相信在这些强力关注和支持下，会议一定能够顺利举办。
　　记者：对于儿童文化研究院未来的发展，您有怎样的设想？
　　方卫平：我们的工作虽然努力，但与学校上下的期待、与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要求相比，成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今后，在已有平台建设和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我希望我们的研究工作和机构建设，能够在一些重要的标志性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例如，配合学校发展的整体布局和要求，力争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省部共建基地，力争与校内相关学科配合，为博士点的培育和申报作出我们的贡献。当然，我也盼望着我们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工作和所有努力，最终能够真正地有助于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学科的整体发展与提升，有助于为国家儿童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支持，有助于当代儿童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改善与进步。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研究院的工作得到了校内外许多方面的持续关注和支持。学校领导以及有关部门和学院，都给了我们的工作诸多的指导和巨大的支持。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许多前辈、同行和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例如国际儿童文学馆的建设，就曾收到过蒋风先生、鲁兵先生家属、圣野先生、任溶溶先生，还有作家、学者桂文亚、孙建江、彭懿、林文宝、郁雨君等的赠书，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少儿分社等单位，也为我们捐赠了大量外文儿童图书。在这里，我也代表研究院全体同事，向各界的关注和支持表达我们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