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梦：一个是当老师，一个是 上大学。
当老师是我自幼的理想。
从小学二年级学写作文起，每年的 语文题目中，总有“我的理想”一类。其 他同学写“当工人”、“当解放军”、“当 革命干部”、“当医生”……，我总是不厌 其烦地写“我长大了要当老师”。
这个梦源于我生长的环境。我家住 在学校。每天清晨，早自习的铃声唤起睡 梦中的我。每天中午，大喇叭里“公社是 根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我们像双翼的神马，奔驰在草原上 ……”的歌声，让我感觉肚子不那么饿。 每天晚上，哥哥姐姐们都上自习去了，独 自在家的我望着教室通亮的灯光，似乎 不再害怕房梁上打架的老鼠。生病在家 时，窗外的朗朗书声，学生们课间的嬉笑 打闹声，让我感到不再孤独。
我母亲是化学老师。只要知道她在 底楼教室上课，我就会偷偷趴在窗户边 看。她讲课时飞扬的神采，忽高忽低的声 音，忽而严肃忽而微笑的表情，手扬黑板 刷的姿势，都让我着迷。偶尔，她会带我 到实验楼。试验用的瓶瓶罐罐，其中产生 的各种反应，变幻出的各种色彩，都让我 感到神奇。而她让学生掌握了产生这些 奇妙变化的知识、技能的本事，更让我感 到神奇。印象中的母亲，几乎从来没在晚 上12 点以前上床睡过觉。常常是我一觉 醒来，看见她还在灯下批改作业。翻身下 床，悄悄地躲在她身后，看着她在一道道 作业题下划出的红勾，懵懵懂懂的我似 乎懂了几分“老师”的责任。
上大学是我从小的渴望。
我父亲在我出生前就因车祸去世 了。所以，我打小头脑中没有“父亲”的 概念。在我稍懂事时，从到我家“拜年” 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口中，我知道 了父亲曾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其实 他们弄错了，父亲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 工程系）。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从 “大学”开始的。
我10 岁那年，大哥考上了清华大 学。记得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当邮递员 在楼下大喊：“拿录取通知书”时，乐开 了花的母亲一反平日的严肃，站在走廊 里大声说着“第一志愿第一专业”，生怕 左邻右舍听不见。父亲去世后，抚养我们 五个子女的重担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 上，母亲的辛苦和家庭经济的困难可想 而知。然而，她却在为大哥置办赴京的衣 被时，给我们四个当弟弟妹妹的每人做 了一件新衣服。大哥临走的前晚，母亲让 我们穿上新衣去照相，我好奇地问：“妈 妈，现在还没有过年，为啥要穿新衣 服？”。母亲说：“哥哥考上了大学啊！” 哦，原来上大学可以有新衣服穿，可以照 相，可以一年过两次年。要是哥哥姐姐们 都考上大学该多好，我就可以多过几个 年了。
大哥到北京后不久，给家里寄来一 张照片，天安门背景前的七个大学生，清 一色的补丁衣裤，全都咧着嘴笑。第二年 寒假大哥回家过年，看见他衣服上别着 的校徽，我就想戴上该有多体面。一天， 母亲叫我上街交信，我悄悄取下哥哥的 校徽别在棉袄上。一路上，迎着大人们迷 惑的目光，我胸脯挺得老高，朝他们傻傻 地笑。我缠着大哥要他讲大学，问“照片 上的同学，他们的爸爸妈妈干什么工 作？”哥哥说：一个当工人，两个当农民， 一个杀猪，一个剃头，另外一个跟妈妈一 样———当老师。”大哥向我们描述清华 园，学蒋南翔校长的开学致词，讲70 岁 的体育老师马约翰一口气做几十个俯卧 撑，说学校的口号是“健康地为祖国工作 50 年”，因此同学们每天下午都去操场 锻炼。大哥的讲述，勾起了毕业于金陵女 子大学化学系（今南京师范大学）的母 亲，对自己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皇 宫”般的校舍，堂课上提问不断以激发学 生思考的外国女教授，立志“教育救国” 而独处终身的校长吴贻芳……。这一切， 让我对大学感到既亲切又令人神往。
“文革”中断了我的大学梦，当老师 更是无从谈起。
当哥哥姐姐们“上山下乡”后，我参 加工作进了工厂。每天早出晚归，没有多 少时间可以看书学习。不甘心一辈子再 也没有书读的我，就每天背个放着书本、 练习簿的包去工厂，利用上下班的路上 或午休的时间，背背单词，做做习题。后 来，厂里也曾下达过一个推荐“工农兵” 大学生的名额。天真的我完全没有想到， 在那种混乱无序的社会环境下，这种好 事根本轮不到我这类“臭老九”家庭出 身的人。结果自然是一场空，还招来一番 冷言恶语。心里的苦闷、迷茫无以倾述， 我的大学梦何时能圆？
是改革开放重新点燃了我“大学 梦”的希望之火。
捡起一度搁置的书本，我开始了紧 张的备考。厂里经常加班加点，可利用的 复习时间十分有限，常常是夜半还捧着 书本的我，被母亲反复催促着睡觉。大半 年“早晚只见星星月亮”的功夫总算没 有白费。当高考成绩单发下时，我就知道 自己离“大学”梦圆只有一步之遥了。填 志愿时，我不假思索全写了“师范学 院”。当收表的工作人员提醒我“重点大 学一栏不能空着”时，我问同去填表的二 哥怎么办？他说“填四川大学吧”。于是， 我照着报纸抄下了“四川大学”，又依次 抄下了“哲学系”。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 一刻，我正在车间装面粉。那晚，我睁眼 到天亮。那年，我24 岁。
改革开放让我终于圆了14 年的大 学梦！当年，我们家三人参加高考全被录 取，大哥也重回久别的校园继续深造。我 们兄妹四人不约而同地说了同一句话： 感谢时代！感谢邓小平！
怀着“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的理 想，我开始了“三点一线”的生活。每天 都恨不能把吃饭、睡觉的时间用来读书。 寒暑假回家，包里除了必需的换洗衣服， 就是鼓鼓的一包书。为了观测火星天象， 夜露浸透衣衫我毫无感觉。为了抢占图 书馆座位，我一整天脚不沾宿舍。为了弄 懂专家的讲授，我翻阅资料、整理笔记到 晨曦微露。为了辨明问题，我们的“卧谈 会”一直“开”到天明……。记住了柏拉 图、老子、朱熹、萨特，明白了“知之非艰， 行之惟艰”、进步与代价的“二律背反”。 博学的老师让我钦佩，哲学让无知的我 学会了思考社会、人生、世界。四年的 “补课”，为我后来圆梦“老师”，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虽然“一 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机关 工作十分清闲。然而，挥之不去的“老师 梦”让我始终没有放下书本。几经争取 报名资格，一番重新起早贪黑，我终于在 33 岁那年，再次回到阔别五年的校园，成 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三年 光阴眨眼过去，知识、思维能力的“更上 层楼”，给了我当大学老师的信心。毕业 之际选择工作岗位，在出版社、机关、高 校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和母亲、大哥时 常聊起各自上大学、当老师的经历。
虽然，在母亲的记忆中，校园生活也 曾温馨浪漫。然而，在那国破家亡的年 代，当她不得不随着学校从南京迁往成 都；当日机轰炸前刺耳的警报声响彻天 际；当冲天的气浪带来河沿重叠的尸体； 当她挣扎着抬起血淋淋的同胞，不分昼 夜地救助难民……，大学生涯留给她的， 则多是屈辱、惨烈、血腥、悲愤。
虽然，以教师为终身职业的母亲，当 看到芬芳的“桃李”们学业、事业有成 时，她的脸会笑成花朵。但是，每当她忆 及解放前飞涨的物价，领到工资后的第 一件事就是买米；说起“六腊之战”（每 年的1 月和6 月，学校要给教师下聘书， 没接到聘书就意味着丢掉饭碗）时老师 们的惶恐不安；谈起“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年代，唯恐讲错了话的谨小慎微；讲到 “文革”期间作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 子，被“打翻在地”后人格、尊严的不复存 在，她的脸上，便春风不在而满是阴霾。
虽然，在大哥的记忆里，校园生活也 曾阳光灿烂。但是，当他讲到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物质匮乏的年代，为了省钱，他吃 饭常常不买菜，穿鞋怕磨坏常常打赤脚， 衣服补了又补，最后由单衣变成了夹衣 时；当他忆起那个政治至上的年代，同学 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全身心投入“运 动”、“革命”时，大学生活于他，又添了 几丝苦涩，夹杂着些许困惑与无奈。
我是迎着改革开放的初阳踏进大学 校门的。不用惊恐战乱炮火，不用空耗青 春生命投身“灵魂革命”。上大学的我， 得以轻松坐拥校园美景，能够一天两顿 吃上回锅肉，可以静心全力攻克知识堡 垒，拥有母亲、大哥不曾有过的安宁、祥 和的生活环境。
我是乘着“科教兴国”的东风走入 老师行列的。没有了“明天到哪里找饭 碗？”的焦虑，没有了“夹着尾巴做人”的 忧惧。当老师的我，面对文海书山的浩瀚 险峻，欢快鱼跃自由跋涉；面对一脸真诚 的学生，大胆说出所思所想；面对笔端流 淌的潺潺思溪，品尝体味内心酣畅；面对 一年两次的寒暑假，备课、做科研课题， 干自己想干的事，闲暇之余，也去看看云 海风光，闻闻青青草香……。在大学做了 近20 年老师的我，先后获得校“师德标 兵”、“奥立孚奖教金”、“优秀任课教 师”等奖项。
每逢此时，母亲、大哥总会感慨：还 是你，赶上了好时光！
我庆幸自己生逢其时，更感谢我所 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您虽然不是我的 母校，但却让我圆了自己的两个梦，并让 这两个梦，完美地融为一体———大学老 师。 （作者系我校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