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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大学的1978年有三个29———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一年,我出生。1978年,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人们开始“富起来”了,那一年,我考上大学。事后看来,考上大学对我意义重大,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考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写此文纪念之。
  后来,我在大学当教师,讲到高考,经常说:那一年,我有三个29。
  第一个29是年龄29。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举行的,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录取了不到30万人。1977年恢复高考破除了对考生年龄、婚否、出身的限制,按照成绩,择优录取,点燃了学子心中希望之火。受此鼓舞,我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之中。
  1978年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我是其中的幸运儿。由于高考中断了十余年,积压那么多年的考生同时涌进学校,同学的年龄普遍偏大,而且很悬殊。年长的30多岁,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小的不到20岁。当年我29岁,在班上按年龄排序,进不了前10。
  第二个29是工资29。高考前,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工资只有29.5元。当时的物价很低:一斤大米0.135元,一斤猪肉0.75元。一个月的工资可买200多斤大米,可买将近40斤猪肉。
  不过,那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过大,农产品便宜,国家粮库收稻谷每斤9分5;但是工业品奇贵,一块国产上海手表120元,相当于1200多斤谷子;一台十来寸的黑白电视机,要600多块,相当于六七千斤谷子。当时,我每月29.5元的工资,不吃不喝,4个月才能买一块上海表,一两年才能买一台黑白电视机。
  如今,物价涨了许多,与此同时工资也在涨。如今一个月的工资,可买600多斤猪肉,可买几台彩色电视机。
  第三个29是定量29。那时每个城市居民都有定量,男的29,女的27。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从某种意义讲就是短缺经济。商品供应极为匮乏,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对城乡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了粮票、布票等专用购买凭证。各种票证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粮票。没有粮票,寸步难行。
  从教之前,我有5年的知青经历,自信还是比较了解知青内心的需求。当时只有极个别的知青下决心扎根农村,绝大多数人一心想返城。只要能返城,干什么都行。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有的招工回来了,有的病转回来了。虽然知青的身份无人羡慕,但是几乎没有人不办手续就直接回城的。原因很简单,不转关系,没有户口,没有定量,在城里没法生活。
  如今,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去旅游,说走就走;不用请示可以到处打工;不满意工作可以辞职不干,再换一个。
  总之,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除了富起来之外,就是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