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几十载的时光匆匆而过，退休后的闲余生活做些什么好呢？有人到棋牌室，有人写回忆录，有的去跳广场舞，当然，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而读点书，尤其是读点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从中得到一些启示，获得一些收益，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质 疑 ◆◆◆我们曾多次阅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有“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者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这段泣语特别感人。以往，人们一般把这一嘱咐的重点放在司马谈要求司马迁承继太史的事业，以孝扬名于世，不忘继续写作史书上。司马迁忍辱负重，不负众望，在广泛涉猎古今典籍基础上，继承父亲司马谈的事业，最后写就了《史记》一书。由于《史记》位在二十四史之首，司马迁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历史家著称的第一人。”人们也理所当然地误把司马迁当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史官。
　　其实，泣语中有两点更值得重视：一是“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二是司马谈的心情非常激动。换言之，司马谈强调祖先是“周室之太史”,认为司马迁只是对于太史公职务的传承，而不是首位史官。那么，这个“周室之太史”是谁呢？
　　这就必须读些相关史书，从中获得一些新知。有关文献指出“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商朝就开始设置史官一职，西周时得以完备。中国古代史官涉及众多的职务，名称多种多样，周代时就有大史、小史、内史、御史、柱下史、守藏室史、左史、右史等称呼，约有三十九种六大类之多。为了统一指挥这个庞大的群体有序工作，史官中设有“大史”一职，为“史官之长”，“大史”就是“太史”，所以“太史”和“太史公”格外受到重视。
　　细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发现，在旧版《史记》中唐朝的司马贞在《索隐》中提出：司马氏“不掌国史，自是先代兼为史”，还引用卫宏的话说：“司马氏，周史佚之后，”但紧接着又以“不知何据”作了答复。而在中华书局新版的《史记》中干脆把此段话删除，根本不提此事。
　　那么，“司马氏，周史佚之后”这一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呢？它的证据又何在？
　　必须继续查阅，《史氏家谱》中找到了相关答案。
　　◆◆◆获 得 ◆◆◆史氏在《宗谱序》中明确指出：史氏“自周太史以官为氏”算起，或者说从史佚算起，已“久称著姓”。
　　原来，史氏一直负责典司天地和祭祀的工作，直至周朝西伯出现。西伯就是周文王，姬姓，名昌，商纣时称他为西伯。西伯生伯邑考，考之子叫佚。佚亦称作“册逸”“尹佚”。这就是说，史氏的始祖尹佚最早姓姬，是周文王的后代。尹佚在史氏家族兴起、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尹佚为人严正，经历了周朝的文、武、成、康四朝。《大戴记·保傅》中说他记忆力很强，能帮助天子记住重大事情，在没有纸张记录的年代，这是难能可贵的才能。因此，他“常立于后”，成了周王的近臣。周文王讨伐商纣，尹佚作为周王重要的随从，掌管军政的事务，他不离王的周围，随军出征，并参与军事活动。尹佚在建立西周王朝，使周武王成为天下共主，立下了战功。周灭商后，尹佚在祭天大典上，历数纣王罪行，册告皇天上帝周人伐商的理由，最后宣告周朝受天之命，经管商的国家和民众。之后，周成王命尹佚与南宫适一起掌管周朝的九鼎宝玉。九鼎象征着国家权力，展示九鼎。周成王听政时，周公在前，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尹佚在后，形成四大臣共同辅政的“四辅”局面，人称为“四圣”，场面非常壮观。周成王封尹佚官至太史，自此，尹佚就成为史官之首。
　　尹佚因辅佐成王有功，按周朝规定应以功受封。于是，成王就封尹佚于洛阳，以原有的史官、太史的通称，尹佚就成了史官之首位太史公，以后，史氏后人世袭为史官。与此同时，周成王又把“史”字专门赐姓给尹佚。自此开始，尹佚以官为姓，改称为史佚，史氏家族全体成员也就开始以官为姓，改称史氏。这是史氏与其他史官家族的一个重要区别。所以，从太史公的视角，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言之有理。
　　◆◆◆启 发 ◆◆◆众所周知，中国的今天是从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都可为今天提供借鉴，给予启示。
　　作为太史的尹佚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纠正并监督周王的行为，尽到一个史官的职责。中国有一句话，叫作“君无戏言”，典出《史记·晋世家》：
　　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成王就封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
　　太史公史佚在周成王分封叔虞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启示人们，应秉承史家传统要感于直言，办事有据、说话有理，是成大事的根本。
　　由史佚的“君子一言”，我们就会联想到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传承了太史公的职能，凭借他有过多次远行的经历和丰富的阅历，使他有机会接触群众、倾听群众的诉求，并结合自己的身世和感受，为他日后著书立说提供了重要的源泉。
　　司马迁以史官的特殊性格，学习“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精神，敢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著书立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说明他要让《史记》成为自成一家，有自己风格，自成体系，有独创见解的论著。比如，《史记·汲黯列传》中记载了性情耿直，刚正不阿的汲黯，被称为忠于职守的“社稷之臣”。这正是史官坚持真理正义、坚决反对不正之风的思想品格的反映。
　　由此可知，史佚的“天子之言”说出了史家主体对于客体的期盼。之后，人们将其演化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定式，把君主行为变为对君子的要求，这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人们思想境界的高尚。到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体现了史家主体对于客体的期许。史佚通过语言、司马迁通过史书加强监督，其目的是希望社会与政治能清明起来。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君子一言”与“一家之言”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一言九鼎”体的表述承载了史官对于历史的承诺，承诺就要兑现。 所以，司马迁承继了太史公史佚的作风，又大大发展了史家的作为，说明司马氏是“周史佚之后”也未尝不可。虽然司马氏没有得到以官为姓的“史氏”，但是，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史官理念上却是一次更重大的突破。
　　历史科学是涉及一切领域的学科，作为历史工作者可以从历史中、从史料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又如上述讨论中的第二个问题，简单地回答是司马谈因未能跟随汉武帝参加封禅而感到悲哀，其实问题要复杂得多，只能通过继续寻找史料，不断地学习，才能破解。
　　从当今社会需要的知识中，历史工作者更能学到不少有用的信息。比如：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历史学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能做什么贡献？历史学与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历史学应提供何种思考？……只要打开书本，深入思考，既有利于健康，也有利于提高认识，这些都是值得在学习中进行探索的。所以，开卷有益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更为重要，更为迫切。（作者系历史学院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