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一本纪念陶军教授的集子是我很早就有的一个愿望。
　　由于特殊的机缘，大约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时我就知道了陶军这个名字。首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陶老已是十年之后。1983年上半年，刚从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卸任回国的陶军副院长给全校师生做国际形势报告，我那时读大二，曾有幸聆听过。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又过了十五六年，我调到学校出版社任职。出版社是1985年陶老刚从校领导岗位退居二线担任顾问时积极倡导成立的，他兼任了出版社的首任总编辑。作为第五任总编辑，我上岗不久便拜读了他的遗著———《陶军诗词选》，也从领导、老师和同事口中知道了更多陶老的感人事迹和坎坷经历。2015年，出版社成立30周年，我们策划推出《书人书事：华大出版三十年》一书，社里几任老领导朱峰社长，黄弗同、尹均生、王先霈三任总编不约而同写的都是陶老。陶老的英名、风采、传说，更是在一代代校友，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老辈校友中口耳相传，绵延不绝。这不觉让人想起臧克家那首名诗《有的人》，陶老正是那种永远“活着”的人，活在人民的心中，活在华师成千上万师生的记忆中。
　　早在2006年酝酿出版“华大学人研究书系”
　　时，就想到过陶老。后来这套书陆续推出了钱基博、韦卓民、张舜徽、黄溥、章开沅等杰出学人、教育名家的研究性或纪念性文集时，我们再次想到并着手布置陶老纪念文集的编纂事宜。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被搁了下来。直到2016年底我调回学报编辑部才旧事重提，并由我本人牵头组稿，副主编邓宏炎等人协助，拟在2017年陶老去世30周年、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纪念文集。
　　为了编好这个集子，我们尽可能搜集过去公开出版的报刊、书籍，还有内部资料以及档案中关涉陶军教授的文字，陆陆续续得到上百篇（首）。在此基础上，分别在校报、《校友通讯》、学校网站公开征文，又主动约请熟悉陶老的老专家、老领导及亲友撰稿。陶老的子女陶笑虹、陶笑坡、陶笑聆等全力支持配合我们的工作，提供相关资料，特别是照片、书影、手迹，还以“陶诸笑”
　　的名义合作撰写了感情充沛、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的长文《历万山曲道 笑在花丛———父亲百年诞辰纪念》的长文。遗憾的是，陶老的夫人杨景星老师已过世多年，只好收录老人家以前撰写的相关文章以示纪念。
　　征文的过程也是我们受教育和被感动的过程。年逾九旬的章开沅先生得知消息，在收到约稿函不到二十天就转来一篇七千余字的长文———《难忘风雨同舟情———忆陶军》，文情并茂，令人感佩。
　　像章老这样的“90后”“85后”还有杨宏禹、王启康、张厚安、戴本博、周西林、吴锦琴、曾祖荫、肖汉森、程毅诸位教授。景才瑞、董宝良两位耄耋老人身体不好，还颤颤巍巍亲自把写好的手稿送到编辑部，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更让人感动不已的是老教务长黄锦汉老师。当我们给远在上海的老人打电话约稿时，他正准备去住院治病。老人家说最近身体不好，医生建议住院一阵子，纪念陶老实在很有意义很有必要，但自己恐怕一时半会写不了了。但过了不到十天，我们收到来自上海一家医院的信函，黄老师用医院的稿纸一笔一画亲笔写就了纪念文章———《陶军的教育思想》。这竟是老人家留给世人最后的文字。过了不到二十天，黄老师与世长辞。
　　这本集子原定书名为《陶军学术与人生》，现在改为《永远的怀念———忆陶军》，一是与征集到的文章主题更切近，二是更能反映纪念陶老的意义。
　　陶老是优秀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等领域卓有建树；陶老又是杰出的党员领导干部、出色的高校管理者，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办好一所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既需要一流的学者，也需要一流的管理者；既需要良好的学术生态，也需要良好的政治生态。诚如黄锦汉老师所写的，陶老是有自己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也正如邢福义教授所称道的，陶老（他称之为“陶公”）又是品格高尚、让后辈高山仰止的一代“人师”；更是熊铁基教授文章所标示的———党员干部的好榜样。
　　这些文章以生动鲜活的事例、个人真切的感受告诉后人，一个杰出的大学领导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在，这本纪念性文集就要出版了。我们相信，它的问世无疑有助于让更多华师人记住陶老的名字，学习陶老的品格，把陶老等先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董事长。《永远的怀念———忆陶军》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4月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