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给好友任安的一封回信。任安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因戾太子之事被判腰斩。之前，他曾写信给司马迁，让司马迁“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司马迁便写此书信作为回复，他在信中表示，自己作为“刑馀之人”，不便“推贤进士”，同时，他回顾了自己获罪受刑的经过，解释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亦陈明了自己发愤著书的心志。他的不平心境与满腔抱负在这篇书信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表明了自己的生死态度。信中，司马迁沉痛地说，“最下腐刑极矣”，“诟莫大于宫刑”，他描写自己受刑后“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由此可看出司马迁蒙受的屈辱，以及宫刑之耻对他精神的戕害。耻辱如此，高洁如司马迁，自可选择一死而了心头之耻，但他却选择怀着耻辱与痛苦“苟活”于世。杜牧在《题乌江亭》中有言：“包羞忍耻是男儿”。而司马迁对宫刑之辱的茹纳，已超越了这一层次简单的“包羞忍耻”。他活着，不仅是忍受挫折这么简单，他是为了心头的使命而活。一方面，他要完成父亲未竟的修史遗愿，另一方面，他要著书立言，要做称于世的“倜傥非常之人”，要彰显自身的价值，他不能让自己的心愿“强半为销磨”。论及生死，司马迁在这篇《报任少卿书》中写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就极刑而无愠色”，忍辱含垢地活了下来，司马迁没有让自己的“死”如鸿毛之轻，而是让和着血泪挥就的《史记》凝成了他有着万钧之重的生命力量，从而打破了君主对他生存价值的戗灭，守住了自己不可被屠戮的灼灼灵魂，活成了一个历史不可磨灭的倜傥非常之人。“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样慷慨的陈词，这样壮烈的抒怀，令人联想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的倔强与豪壮，亦令人不禁为之击节高呼：“悲哉太史公，伟哉太史公！”
　　在封建君威的高压之下，历来的文人谋士常常难以逃脱“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命运。但满腔不得舒张的愤懑，一颗赤子之心，又使他们在发牢骚之时也要向君主陈说心志，同时抒发心中的委屈。如韩愈，在千里被贬之后还不忘呐喊“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如苏轼，在获罪欲死时，在给弟弟苏辙的诗中仍说道：“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当司马迁因为李陵进言而获罪宫刑时，亦在书信中愤懑不平地说“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作为两大朝堂之士，司马迁与任安狱内外的书信来往自然不免为汉武帝所过目，所以，司马迁的悲愤之言，不仅是对好友的倾诉，也是向汉武帝发出的不平之鸣。在书信中，司马迁表明，自己为李陵进言并非因为私交或利益，而是因看李陵是“自守奇士”“有国士之风”而力谏忠言。司马迁坚守着心中的道义，在忠义之言缄默，万马齐喑，小人落井下石，谗言甚嚣之时，怀着一腔孤勇为一罪臣进言，这足可以看出其高尚的人格。
　　《古文观止》中对《报任少卿书》有着如是评价：“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司马迁这篇文章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在这封书信里，有着壮阔的铺排，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形成了雄浑的气势。文章中也有着丰富的典故，如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司马迁的神来之笔，使得这篇文章形成了沉郁壮阔的文风。而文章背后，司马迁一颗灼灼的心与一片真情更使得这篇书信文情并茂，催人泪下。
　　长歌当哭，千古一同。这篇司马迁的陈情之书，称得上“字字写来都是血”。读这篇《报任少卿书》，也是在读司马迁其人。司马迁的高洁人格，远见卓识，伟大的灵魂都凝聚在文中的字里行间。王元化说，每读《报任少卿书》总是“展卷方诵，血脉已张”。壮哉其文，伟哉其人，料古今读者读之皆如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