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王昕做客SDU Talk 学术沙龙，带来一场关于社会学研究如何调查隐私问题的讲座。
　　王昕以她数年前的一次调查经历引入讲座。她曾经采访一位男性，其人经常男扮女装旅行。当被问到为何以女人身份旅行时，他说，在火车上，女性往往会得到周围男性特别是年长者的照顾，譬如分享座位、食物等，他因此易装而行。这给王昕带来极大的震动。她不禁反思，女性在火车上是不是会受到周围男性的照顾？会接受所谓的照顾吗？一般而言，女性对男性的“照顾”会有所警觉，但是这位被访者反而会利用所谓的“性别优势”。
　　为了进一步引入“伦理”与“隐私”的话题，王昕又抛出了一个问题：“你的收入有多少”。收入问题在调查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一般人对此不是很敏感。但在王昕调查时曾遇到有被访者悄悄告诉她，由于妻子在侧他不能填多，其实他还有一份妻子不知情的收入。所以看似定量研究中一个简单问题，在实际的社会调查中，往往牵涉个人隐私。对问题的答案也会随不同人、不同情境发生变化。王昕以自己为例说明：假设有人要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心情好，可能会告诉他“其实还过得去”；心情不好，可能会说“过不下去了”。所以社会调查中的真实，与个体及其隐私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什么是隐私？
　　隐私，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在物理层面，隐私是指在一定社会情境中可量化、测量、言说的对象，是一种客观存在。比如，被访者的住宅面积，对于没有去过的人来讲，这可能是个隐私，但是在全国调查中它就是一个物理的实在体。在心理层面，隐私结构的深层部分是个体在社会认知、情感体验等方面的内容，诸如情感经历和体验等。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又持续相伴的最为敏感和个性化的内容。在社会层面，隐私的标定是一个社会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群落、社会阶层乃至交往的群体中，人们对“什么是隐私”存在迥异甚至变动的理解。比如前两年人们认为微信是朋友间的交流工具，在微信上发布的内容只有好朋友才可以看。而现在微信更像是个人名片，如果在人际交往时，有人以“我只给我最好的朋友加”为由而拒加人微信，在别人看来是很奇怪的。
　　二、隐私问题研究的难点关于隐私问题研究有几个难点：
　　（一）获得真实材料——认识论
　　说到真实，首先要区分客观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社会科学有时会用抽样的方法，通过分析模型、模仿自然科学，甚至用自然科学去解释社会。但是社会科学经常面临的对象本身是可以自行解读、行为态度随时变化的主体，所以社会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是研究对象的主客体问题。自然科学可以面对客体，“我”是主体，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而社会科学是主体共在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都是主体，在调查过程中无法排除人为的限制、影响。那么，什么是真实？像一个笑话说的，妻子问丈夫是否口渴，丈夫说不渴。妻子再次询问，丈夫再次否认，当妻子第三次问的时候，丈夫很生气，斥责妻子啰嗦。妻子很委屈地说，自己口渴了，便以为丈夫也会口渴；但丈夫对妻子的再三发问嗤之以不可理喻，妻子则埋怨丈夫不懂得体贴。在这场争吵中，夫妻双方谁的真实是真实呢？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真实是不一样的。
　　另外，后现代理论下的方法论转向让人更加注意生活中的真实。人们过去纠结的是行为本身，比如公共预防最感兴趣的数据是发病率和传染率。可是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看，调查者不仅要知道数据，还要知道数据背后更重要的东西。例如，有人说青少年吸烟是文化的举动，大家互相递烟称“哥们儿”是成人化的表现，并且如果不吸烟就会被驱逐出朋友圈，这样吸烟就不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在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不是人们在做什么，而是人们说什么、怎么说、为什么这样说。
　　王昕介绍了调查研究的两个方法：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定量的方法是站在“客位”的视角，保持一种中立、客观、远距离的视角观察人或事物，通过带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抽样调查，去推断总体。比如人站在岸上撒网捕鱼时，人的位置是在岸上，人不需要靠近鱼，也不需要知道鱼的故事，只需知道普遍意义上鱼的规律即可。定性的方法更像是一种人类学的方法，调查者要跳到鱼塘里去和鱼聊天，哪怕听到一句特别愚蠢的话“我其实不是鱼，只是一只会游泳的鸟”，也要思考为什么会这么说。调查研究要从方法上考虑是站在岸上还是跳下水去，是选择定量还是定性。
　　关于“隐私”研究中的真实性，要注意主体表达的情境性和“主体共在”的知识生产过程。
　　1、“我能说清我的想法吗？”
　　首先需要考虑主体表达的情境性。对于被调查者而言，“我能说清我的想法吗”就是主体表达。央视记者曾就“你幸福吗？”做过系列采访，有被采访者回答说“姓曾”，这就是答非所问。还有很多情况下，人们无法说清自己的感受，因此，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调查中，只有承认对方有主体性地位才可能触及真实。其次主体的真实也是分情境的、多变的、整体的，甚至是复杂和互相矛盾的。例如，今天两个人之间是调查者与被访者，过了几天，接触下来他们可能成为朋友了。在调查中要了解被访者不同层面的表现，尽量做到从不同层面的情境中，对被访者从整体上理解、把握。第三，在访问过程中，优秀的调查者可以听出言外之意，这需要更高的技巧，依赖创造出更好的情境。访问者的一个表情，往往可能会导致对方愿意或是不愿意接受采访。
　　2、“你真的能知道我的想法吗？”
　　“你真的能知道我的想法吗？”体现的是“主体共在”的知识生产过程。基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和文化背景，即便受访者说的是真的，采访者也可能无法真正了解他说的是什么，从而无法获得真实信息。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王昕说，一方面要尽量理解受访者的日常生活和实践逻辑，尝使多种方法将其置于社会网络中分析，而不是看为一个单独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一定要基于“全人”的视角，以多元化的渠道贴近研究的整体。人类学研究生在调查山大附中初二学生时，曾被一学生反问“你是人类学的学生，看过弗雷泽的《金枝》吗？我觉得上册还好，下册很难看。”当时调查员认为，这不是想象中初二学生应有的知识储备。其实被访者可以带来惊喜，突破刻板印象，这就需要采访者有“全人”的视角。
　　好的社会调查，绝对不是访谈出来的，而是聊天聊出来的。有时候在某些情境里，旁听远比访谈来得更加真实，将自己浸染其中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内容，“生龙活虎”地相处比精致漂亮地写作更重要！除此之外，还需要有所体验，如果说聊天是主体在互动中呈现出来的真实，旁听是主体被扩大后呈现出来的真实，那么体验就是双方共同建造出来的真实。用一句话来总结，在相关议题的社会研究里，需要对“主体——客体”的对象性认知思维模式进行反思，从认识论的角度，它涉及到“人对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的哲学命题。
　　（二）突破隐私屏障——关系论
　　在访谈中关系的建立可以突破隐私的屏障。蔡禾老师说过，在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语境下，“调查”有着特殊的意涵。作为生活“主体”的被调查者常常会感觉到问卷或者访谈者的言语带有强制性或者带有言外之意。不同于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调查传统，在中国面对调查访问，人们常常会想“为什么是我”？调查者永远无法强迫被调查者无条件地完全配合调查研究，同时调查者也永远无法避免被调查者对研究活动进行“主体”评价甚至反抗。所以在中国做调查，如何建立适度、恰当的人际关系是所有调查包括隐私调查中的难点。
　　如何建立这种关系呢？需要关注信息壁垒，重视长期缄默的主体评价。
　　1、“我凭什么告诉你我的答案”
　　基于关系不同，受访者提供的答案也不同，这就是壁垒。前些年在山大附中做了关于中学生隐私研究的问卷调查。王昕在问卷设计上给学生留下大段空白来回答开放性问题。面对问题“最后请你写一段话，谈谈你对青少年隐私问题的看法”，有学生写“青少年又不是未知的珍奇野生动物，有必要研究吗？你是地球人吗？还有研究中心……”有学生写“青少年是比别人敏感一些，或是多虑一些，但没必要把这个问题单独拎出来谈吧？我觉得你们这些研究者也是蛮傻的，给这么大段空白也只有像我这样的白痴才会填这么多。也祝你们天天快乐，愿你们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这些回答就是学生对调查的评价。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他人给贴上的标签，比如对方认为“山大老师”是老学究，“山大学生”是读书读傻了，这就是对方的评价，对方贴的标签是对方给予的社会距离。所有基于关系的问题都要考虑社会距离。社会距离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既包括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涵盖呈现个体性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个体行为的指向，有时候也用于指涉群体偏见、文化差异和群体互动。在调查中要经常反思，是不是因为调查者的某个动作或某句话拉大了和受访者的社会距离。有时候调查者的谈吐打扮与当地人不同，也会造成受访者对你身份的各种想象。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社会距离就是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因为这个屏障的存在，即便被访者有些话想表达，也没有必要对采访者讲。
　　2、“你想知道我对你的调查的评价吗？”
　　调查研究需要重视长期缄默的主体评价。无论有多么扎实丰富的前期准备或试点调查，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调查往往都会基于对他们的若干“假设”。然而，被研究者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对研究者也有若干种“假设”，比如，你们是谁？你们要干嘛？你们的研究重要吗？你们有能力做这样的研究吗？你们研究我，我还想研究你们呢，算了，我对你们其实也没有兴趣，等等。在调查中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调查员也应该给予认同和理解，这就是站在“人”的角度去理解。在青少年隐私调查开放题的答案里，既有表示鼓励的“good”，也有“这卷子的问题要么一针见血要么再假一点，这样不深不浅，都不会说实话”这类主体反抗的表达。而对于“关于隐私你有什么话要说”一题，有谈亚文化的，有谈秘密的，有谈大数据的，有谈基因的，有哲学推演的，有普法的，有写诗的，有反问的，不一而足。如果调查的量化研究不给对方陈述的机会，调查员不会知道对方有很多东西需要反映出来。
　　隐私研究带着强烈的主体声明表达和实践逻辑，在双向关系中无法绕开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调查者亦是主体。调查者不仅参与到知识生产的过程中，还卷入到具体的人际交往以及亚文化浸染之中，所以调查者经历一段调查后需要休息疏解，调整心态，从中走出来。
　　（三）警惕价值评判——评价论
　　在认识论、关系论之上，调查者要更多地关注价值论的考量。主体间性打破了客体对主体的依存关系，用“我——你”关系取代“我——它”关系，这也是一种伦理关系。
　　1、“你眼中的我会让我难过吗？”
　　首先，与隐私相关的调查，要特别警惕边缘与污名。在王昕看来，有些叙述回忆本身就是一种二次伤害，比如为什么要调查在童年遭受过性侵的人呢？即便叙述对整个社会有益，可凭什么要受害者揭开伤痛再次受到伤害呢？王昕提醒调查员，外出调查时最好不要刻意打扮，以免刺伤别人、拉大社会距离。王昕的一位师妹曾因“坐不下去”在调查场所里喷洒消毒水。虽然调查员的主体性也要尊重，但是王昕还是更推崇帕克所说的：“去吧，去坐在豪华宾馆的大堂里，也坐在廉价旅馆的台阶上；去坐在高级住宅的沙发上，也坐在贫民窟的地板上；去坐在庄严堂皇的大剧院里，也坐在低俗下流的歌舞厅中……总之，到真正的研究中去把你的裤子坐脏。”在调查中，如果不“坐下去”，自己脑海中固有的污名、刻板印象就难以打破。
　　2、“做调查的你到底代表谁？”
　　在谈及知识生产中的权力视角之前，王昕先讲了个故事。在一次电话调查中，对方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您和您的家人是否在资深调查机构工作过？”在王昕回答说“是”之后，对方说“对不起，您的访谈到此结束”。王昕深受打击，开始反省自己是否因拥有一些调查经验而洋洋得意、自命不凡。
　　如果调查员带有某种身份，就可能在知识生产中带来权力的问题，简单来讲就是“做调查的你到底代表谁”。社会调查研究也是人际关系互动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基于权力的角度，为了不让人产生警惕，调查员要尽量降低隐私屏障，把调查日常化。王昕采用的方法是聊天，比如聊济南交通的堵、雾霾这些大家都会吐槽的问题。
　　另外，调查时调查员要意识到肩负的道义与责任。在调查中“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有涉”有时可以进行选择，但研究结论及带给被调查者的污名甚至伤害却永远无法挽回，对此要非常慎重。
　　第三，在调查时要警惕对研究对象问题化。曾经有一篇硕士毕业论文针对“剩女”做了系统研究，并提出发动妇联、树立正确婚恋观等大量解决剩女婚姻问题的措施。王昕在答辩时问，为什么剩女是个问题？凭什么说女大学生是一个问题化团体呢？剩女，剩下的女性，这种称呼本身就是伤害。王昕认为，这类调查从问题选题上就存在价值问题。
　　最后，在调查中要严格遵守调查伦理，要细致考虑问题。
　　三、思考与希冀
　　在这几年的研究调查中，王昕有一些思考。她认为研究是一门手艺，跟性、宗教相关的“隐私”问题的研究更是需要精湛的手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调查者，也会犯错误。如果知道人们是怎么成为巧木匠或者好裁缝的，就知道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研究者。这需要不断地实践磨练技能，要懂得低调、谦卑。此外，也不能过于期望第一次就能很好地完成研究任务。有学生想设计特别宏大的调查研究，王昕坦言以他们目前的水平是做不到的。她希望学生要秉持美好的愿望，通过大量实践的练习，不断砥砺自己，加深自己对人的理解。（整理：刘欣）
　　　　　　　　　　　　　　　　本期主持 郭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