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公”，是对陶军同志的敬称。这一专用之词，收入了我的心灵辞典。
　　我1954年来到武汉，进入华中师大（当时为华中师院），在中文系的专修科学习。那时候，经常有全校性的大报告，一般是时事报告，也有属于教育范畴的品德、奋进、学风等方面的报告。报告题目和报告人，学校电台预先广泛通知，然后通过大喇叭从头至尾地全校广播。不管在学校的哪个地方，都可以听到。大热天，只要拿个小凳子，坐到树荫底下就行。陶军同志时任学校的教务长，作报告最多，听众最为欢迎。他学问渊博，表达能力极佳，言语铿锵而幽默，其深刻的思想与内容，其赞赏或贬斥的人与事，让人们在笑声中接受，融入大脑深处。我特别喜欢听陶军同志的报告，特别崇拜他。当时的他，仅有三十几岁！
　　1960年，我已留校当了4年的助教。好像是那一年吧，在一个晚上，陶军同志通过“大喇叭、大广播”，给全校的青年教师上团课。教务长爱深情切，心长语重，措辞犹如锐利的刀子：“你们整天蹦蹦跳跳，进进出出，坐不下来，钻不进去，你们能成器吗？你们对得起党和人民吗？”他的话，剧烈地敲击了我的心灵。尽管这话后来成了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鼓吹白专道路、把青年引入歧途的“罪状”，但是，我相信，当时许多人听进去了，许多棵树就是在这样严格的忧心忡忡的关爱中发枝长叶的。我个人，“文革”前，在22岁至30岁的时段中，能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7篇，这跟教务长所施加的“严厉压力”大有关系。我常想，古人这话就是对：“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我在《邢福义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的序言中、在散文《华大最值得讲说的亮点》（《华中师大报》2015年10月15日）中，都记录下了我的心语。
　　1961年的一天上午，在昙华林的一间大教室里，我按系领导的要求，讲一次公开课，内容是“代词”。当时学校的本部已搬到桂子山，昙华林成了分部。我刚一站上讲台，突然看到我所敬畏的教务长，还有好些个校领导和系领导，坐在最后面的一排椅子上。陶军同志和校领导们，是一早就从桂子山赶到昙华林来的。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很快就平定下来。我讲课从来有充分的准备，因此总是有信心的。后来，学校举行一次全校性的教学经验交流会，相当隆重，除了学校领导讲话，大概有七八个人发言，我是被指定的发言者之一。会后，教务处以“华中师范学院”的名义编辑出版了一本《教学经验专题汇编》，收入了我的发言稿《我是怎样备课的》。时隔十多年，“文革”之后的一天，在华中村（紧靠昙华林），因为天热，我跟住在同一栋楼的外语系俄语教授邱志诚老先生坐在住处旁边的树荫下，一起闲聊。邱老先生告诉我：“在一次学校老年教师会议上，教务长说，‘青年教师如果都能像邢福义那样，我就放心了’。陶教务长很欣赏你啊！”我感慨良多。我这个因为“走白专道路”而连年受到批判的人，禁不住眼睛湿了。
　　“文革”，一场大风暴！凭我的记忆，我们学校的领导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就是陶军同志。《湖北日报》上“揭发”其“罪状”，占了一整版。题目我记不得了，总之是令人胆战心惊。好在“文革”风暴一过，天晴气朗，陶军同志又以他特有的风度，带着他特有的微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大概有两年时间，他曾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接着，又回了华中师院，担任了副院长（即副校长）。有件事，我感到辜负了他的厚意。1978年，我被提升为副教授。那时候，副教授甚少。1980年，中文系主任待定的时候，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我谈话，说陶军同志推荐了我，问我意见如何。我立即婉拒。后来，我答应当副系主任，于1980年12月就职，分管科研工作和研究生工作。但是，过了两个月，我就辞职了。这是因为，我刚从“白专道路”的帽子下拱出来，还来不及得到认可，我分别登门找几位老师谈问题，都被用踢皮球的方式来敷衍。这是没办法的事。等到我担任语言学系主任和语言与语言教育中心主任的时候，陶军同志已然离世！这些年来，我只好不断地用陶军同志的看重来鞭策自己！
　　陶教务长是名副其实的教务长。当年行政干部很少，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他既当干部，主管全校教务工作，又要讲课、作大型报告，非常辛劳。但他深深知道，无论什么年代，青年都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未来，学校要持续发展，必须依靠一代接一代的青年。因此，他心底里永远装着青年人，时时把心思聚焦于青年的成长。
　　才华出众、大家风骨的陶军同志，1987年去世，享年70岁。因为他平易近人，我口头上称他为“同志”；因为他对青年人倾注了毕生心血，我认为他既是“经师”，更是“人师”；因为他犹如巨人，让人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我认为可以用古人的说法，敬称他为“陶公”。华中师大的发展史上出现过多少个“公”，我不敢乱说，但出现过一位“陶公”，我是在心底里为他塑像，立为榜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