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正当我专心致力于正常教学工作的时候，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剧是吴晗在毛泽东1959年4月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写作的。姚文元的文章点名批判，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我和其他老师，谁也没料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很快就来到了。我更没有料到，自己多次混过运动却躲不过这次大灾难，很快就被揪出来。
　　当时，系总支让从五年级两个班里挑出两名学生去《红旗》参加临时的批判组。我是辅导员，自然由我来从五年级一班挑一个同学去。当时的班长谭厚兰是贫农出身，党员，又能写，我就选中了她。另一个班选送了个男生，人家没出事，可谭厚兰却成了学生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后来我常想，当初选个别人就没事了，是我害了她。话说回来，谁又会算命呢？她真出了风头，成了“名人”，但好景不长，一头栽进了监狱。好容易熬出了狱，分回北师大，她又得了病，过早去世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确实做了许多坏事，逮捕入狱，罪有应得。但她也是受害者，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1976年6月，我和北师大的许多职工一起，到当时的顺义县牛栏山公社的史家口大队去劳动。顺义县（已改为区）在北京东北部，是个比较富裕的县。现在更不得了，是北京市诸多远郊区县中最富裕的区。牛栏山公社在县城的北边，距离正好是火车的一站，然后再往北往东就是史家口大队。
　　在史家口大队，我和政教系几个教师住在一块较大空地的北屋，旁边是下放干部的伙房，紧挨着伙房是村图书馆。好像刚到史家口没两天，一位教师就病了，大概是有点水土不服，发烧近三十九度，人很难受。当地只有一个卫生站，大夫叫做“赤脚医生”，找了也没大用。我诊了一下脉，觉得有湿热，好在我带着羚翘解毒片，就又从卫生站要了点藿香正气片，一次各吃六片，第二天就好了。
　　下放期间，我给村里很多人看过病，虽为“非法行医”，但还是有一定效果。村里有个老太太半身不遂，手张不开。我去看了她，觉得太可怜。她同意针灸，隔天一次。第一次扎足三里时，她太紧张，结果滞针，就只好用力打她的腿，才拔出来。扎了一段时间，居然使她的手张开了。这样一来，村子里就传开了，说我会治病，很多人来找我。有一天，村子里小孩打脑炎防疫针，到晚上有一个小孩发烧。孩子的家长把卫生站的大夫找去，还跟着一位下放到那个村的“右派”牙科教授。他们看过后说孩子脖子硬，可能是脑炎，不是感冒。遂后家长又把我找去，我一看孩子虽然发烧高，但脖子并不硬。为什么他们摸着硬，我摸着不硬，这是因为平日我与这个孩子非常熟，他经常到我住的地方找我玩，而卫生站的人穿着白大褂，孩子见到就很紧张，使劲梗梗着脖子，让他们误诊。我认定，这个孩子就是感冒，给了药，并守在孩子身边到第二天早晨，一试表，三十六度多一点，病好了。又有一天晚上，一位妇女肚子疼，在床上翻腾。家里人来找我，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像胆结石引起发炎。我说睡一下就会缓解，立即给了睡觉的药，过一会儿她睡着了。第二天到县里医院检查果然是胆结石。还有位姑娘，老说胸口发闷，我听了心脏，诊了脉，觉得不会是心脏病，可能是心理方面的问题，我开了一个中药方给她调理，不久真就好了。
　　我并没有学过医，那为什么敢给人治病呢？说来话长。我父亲对医道有点研究，看过不少医书，而且还有很多医学界的朋友，前边提到过的“四大名医”都跟他很熟。他常常给家里人和亲戚朋友、邻居开个中药方，别说还真管用，特别是感冒。我小时候就看一些我父亲存的医书，积累了一些知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也买了一些医学方面的书随便看看。六十年代初，因为常跑医院，和一些大夫有所交往，中医医院的大夫钟淑琪就是其中一位，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知识。“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没事干，就想学点医。我和两位同事一起弄起针灸术来。我们仨人当时非常执著，自己扎，互相扎，练习手法，真像那么回事，给别的教师扎针还真有效。我除了看针灸书之外，还读了一些中西医书籍，如《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内科学》、《外科学》等，并写了许多眉批和笔记，可惜后来都处理掉了。从我现存的一本清代罗国纲编的《罗氏会约医镜》中，可以看到当时我做的批注。比如，书中有一小节“虚实凭脉辨”强调以脉辨虚实，我就在边上写了几行小字，其中说到：“不能完全凭脉，要了解病人的体质、疾病历史，以及症候群，总之要全面，看问题防止片面性。”现代人编写的《中医学新编》、《中药学概论》、《内科学》等书也读了几本。我不仅学会针灸，而且也学会西医的听诊、肌肉注射，中医的诊脉（只会诊出“浮沉迟数”）。学了这些的确有用，家里人有个小病都能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脑中风，半身不遂。人民医院大夫确诊为脑血栓，说不宜马上针灸。可据我理解，要立即针灸才能见效。于是，我隔天一次，给父亲扎了一个多月，这样，父亲居然能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一样。正是有了这样一些基础，我去史家口时，就带上许多常用中医药，带上听诊器和针灸包，做好实践的准备。
　　史家口村的农民对我们都很好，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难题，我们也尽力为他们做些事情。我除了“行医”之外，还吸引了一批小孩，对他们进行点教育。这些孩子经常在我还没下工的时候就到我住的房子外边等我。我回来后，跟他们一起玩，给他们讲故事，都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