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海外访问学者、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包筠雅教授做客儒家文明论坛，带来题为“文本的帝国：明清时期的出版格局与书籍分销网络”的讲座。主要探讨16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书籍出版格局与分销网络的情况，考察晚明与清代商业出版活动的扩张对民间书文化发展的影响。为研究民众中有读写能力者的阅读选择，包筠雅聚焦于流行的商业书籍。
　　　　　　　　　　　　　　印刷中心的地理分布和分销网络
　　一、清代木版出版的分布：新的出版地点涌现
　　“文本帝国”晚期，中国木版出版地的分布相对稳定。“帝国”一词的使用，是就文本出版数量之多、出版地分布之广而言的。16世纪中叶，在中国东部地区一些地方商业文本生产的刺激下，出版活动开始繁荣兴盛。商业发展、技术改进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相结合，使得生产与消费高速进行，书籍种类繁多，读者群逐渐发展到社会各个阶层。就生产和销售而言，明末书籍交易大体上是在福建建阳、江南和北京进行的，其他地方的读者依赖于商人从这些出版地和书籍市场引进书籍。
　　17世纪中叶的王朝鼎革似乎将明代出版业摧毁殆尽。自宋至明绵延六百年建阳印刷业衰落。17世纪末或18世纪，江南兴办了一些新店铺。常熟毛晋的汲古阁以及稍晚的扫叶山房都是出版社的典范，有助于维护江南作为重要出版中心的声誉。北京在明代书籍交易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清代却一跃成为书籍生产和销售的主导，琉璃厂成了最大的书籍市场。
　　18世纪中叶，清代书籍生产和分销的地域愈加宽广、复杂。清代出版地独特之处在于，书坊和出版业在沿海都市中心和首都之外的内陆地区以及穷乡僻壤涌现，是中国书籍文化在地理和社会两个层面广泛传播的证据，也为中国范围内的一体化书籍市场在19世纪的出现奠定基础。江西省金溪县浒湾镇、福建省长汀县四堡乡以及四川省岳池县三个出版中心，代表了不同的地点层级和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
　　浒湾镇，一个盱江边上的集镇，离江西省抚州的州府驻地约30公里。在出版成为该镇主要行业以前，浒湾的客商买卖纸张、书籍以及纺织品、木材和竹子。17世纪末，一名浒湾商人从建阳出版商那里买进数部书版。他可能认为建阳的衰落是浒湾出版业的机会，想利用那些仍然能用的建阳木刻版。到18世纪时，出版业在浒湾镇已站稳脚跟，成为主导产业。商铺聚集在浒湾镇两条平行的东西向街道上，即前、后书铺街。两条街道的尽头横对着集镇广场，广场的另一边傍着大潭黑水。据说由于印刷工在此清洗木版，水才变黑。
　　19世纪时，浒湾成为中国两个最大的书籍生产中心之一。浒湾男女皆能刻字，顶峰之时，浒湾自夸有60余家作坊店铺。浒湾的出版商多是地方上的学者或科举失意者，如嘉庆年间创办大文堂的余钟祥，科举之路止步于贡生。浒湾的经营活动规模巨大而重要，引起了官府的注意。1872年，当地官员在这两条街道的街首空地上竖了块石碑，上刻“严禁淫辞小说”，并罗列约200本不能印刷的小说名录。
　　浒湾的出版商向江南和北京扩展，在长沙西部开办了家专营店。他们利用南部庞大的河流系统和扬子江，在南昌、芜湖、扬州和南京等地开办了一系列店铺，甚至开到北京的琉璃厂。
　　偏远穷困的山区小镇四堡是一种区域类型的象征。16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木版出版被两个四堡人偶然引入此地。迫于生计，那两个四堡人旅居广东，为一位出版商刻版、售书糊口。他们把在广东学到的技术带回了四堡这个造纸中心。开办书坊后，他们亲自刻版，训练家族成员一起劳作，起初是为当地学校印刷课本，很快吸引了周围地区的书商。四堡的出版商发现偏远的地理位置限制了销售，为了存活，他们将书卖到福建西部以外遥远之地。四堡的宗族组织活跃完善，四堡商业的家族结构也促使他们到出版总部以外的地方去发展销售网络。一家店铺的木版一般平分给家里的男性继承人，每个继承人通常都会开办书坊，并可能发展成几家铺子，于是书坊增殖扩散。每家店铺都接收“母店”的部分木版，在此基础上积累新的木版库存。为了在与“兄弟”店铺的竞争中存活下来，每家新店铺不得不去发展新的销售线路，开办分店。于是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四堡经销店网络，在南方四省福建、广东、广西和江西开拓了流动售书线路，后来在湖南、湖北、云南和贵州四省发展了销售网络相对稀疏的市场。那些流动书商最远可至广西百色，距四堡约1000公里。四堡销售网络把书引入遥远乡村，一直深入到那些水路、陆路都不易抵达的定居点。四堡代表着清代书籍渗透地方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四堡出版业在18、19世纪里一直繁荣，直到20世纪初期才衰落下去。
　　川东岳池是内陆腹地一个出版中心。这个中心所展现的组织形式截然不同于前两个，它不是出版商的聚居点，而是为四川各种不同的出版群体服务的刻版工的聚居点。那些刻工居住于岳池，为重庆、成都、岳池本地以及四川周围省份的出版业提供劳务。
　　18世纪期间，刻版技术引入岳池。刻版手艺为当地农民贴补了生计，农民刻工大多隶属当地县城的刻字店。店铺通常由退休刻工经营，店主为出版者和书商寻找刻版工。
　　来自四川一些大城市、甚至从江南来的出版商找到岳池的店铺，老板负责准备木版，誊抄文本，然后将木版分给刻工，让他们带回村庄，利用农闲时间刻版。刻好后，运回刻字店，老板将木版装运到重庆或230公里外的成都，一路是危险陡峭的山路。乡下农民刻工的工资低廉，只有城市刻工工资的30%到40%，即使将刻板费力冒险地运到城市，仍然有利可图。出版大部头书的项目都会送至乡下刻版。
　　岳池也有刻工专职工作，他们住在城里，为商业出版者、政府官员、书院或私人刻些较短的“杂书”。岳池刻工更多的是为成都和重庆的大出版商工作。其中，善成堂的分店——临近岳池的广安工厂最大、最重要，雇佣了20至30名刻工、120至130名印刷工和装订工。它试图建立一种工厂模式的出版机制：出版商雇佣固定职员或者说职业刻工为其商业活动工作。
　　岳池大量的刻工活动刺激了该县小规模的出版产业的发展。私人可能会雇佣刻工刻些善书；小商业店铺会印刷启蒙读本、各种版本的经典著作、古代散文集、黄历等流行文本；一些刻工则偷偷办起小作坊，借此刻印廉价的启蒙读本和川剧唱本等。这些文本在县城及其周边村子的书坊中叫卖兜售。如此，岳池刻工不仅支持了该省正统书籍文化的发展，还维持了地方印刷文化，使得各种独具特色的地方表演形式得以延续流传。
　　二、书籍交易网络：走向市场一体化
　　上面三个看似彼此孤立的地点，都是清代重要的大规模商业文本生产地。还有其他地方，广东顺德县的马岗、宝庆府（今湖南邵阳）都是清代商业出版中心。那么是什么刺激了出版地自17世纪末开始、在18至19世纪散播呢？
　　清朝不断增长的人口造成了更大的文本需求，科举制度造就了市场。社会对启蒙读本、各种版本的《四书》《五经》以及一整套举业制艺类应举用书有需要，直到1905年为止。小学的广泛分布有助于提高识字率，也增加了对其他类型文本的需求，如小说、医学手册等。
　　清代初年及其盛期的移民潮也促成了对书籍的需求。四川是移民地之一，迁居于四川的那些家族的学生，跟江南和北京的学生一样需要举业课本。中国边缘区域提供了经济机遇，大批农民和商人蜂拥而至，这为日常实用手册和轻松娱乐类书册创造了市场。木版印刷技术也使书坊的普及变得相对容易。
　　以上出版地点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它们通过流动的商业和移民网络紧密联系起来。浒湾商人从建阳购买木版，从四堡出版商那里大批购入书籍，并模仿其出版模式。18世纪初行至四川，他们又把廉价的唱本和小说卖给该省不断增加的居民。一些书商在四川永久定居，创办书坊，成为该省商业出版的主要支柱。来自江西的熟练刻工随书商一起到来，定居在岳池，建立起一个熟练的男、女工匠社区。
　　流动商业和移民推动书籍分销区域网络的发展。这些网络将文本运送到边陲之地，以及此前与任何书籍市场都毫无关联的内陆地区：四堡的书商足迹遍及中国南部多数地方；宝庆的出版商在邻省贵州开办经销店，建立起流动销售网络；岳池的刻工不仅服务于成都和重庆的出版商，支撑当地的书坊，还到甘肃和云南，在边疆地区传播书籍生产所必需的技术。
　　随着刻工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书店的建立，帝国晚期的书籍交易网络逐渐走向市场一体化，总店位于重庆的善成堂就是书籍交易市场一体化的典型例子。
　　书籍从东向西流动，从西部到东部的交易也存在。浒湾的出版商在扬子江沿岸的城市开办一系列经销店，通向中国最大的书籍市场，经由南京直达江南地区乃至北京。浒湾至少有两家商铺——大文堂和文奎堂在琉璃厂设有经销店。这一事实也可被视为市场一体化不断发展的标志。
　　商业网络也会因为书籍分销的官方网络而得到强化和补充。由武英殿或其他官方书局代表朝廷生产的文本会被送给各省、县的行政单位；遥远省份的书院山长会订购在北京或江南出版的新的学术著作。官方出版业的分销网络往往与商业网络叠合交叉，对后者起了补充作用。
　　包筠雅强调，她的论点不是绝对的。关于清代出版地及其彼此关联的网络还缺乏必需的细节信息，即使她所设想的多向网络确实存在，它们也没有拉平书籍流通领域，琉璃厂和江南仍是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书籍中心。即使全国范围内一体化的书籍分销体系在发展，也不能确保体系内都有平等的渠道接触到同样的文本。
　　　　　　　　　　　　　　清代晚期的大众书籍文化
　　上述出版地出版的书籍文本是什么？藉由这些生产中心和分销网络形成的书籍文化特征是什么？构成中华“文本帝国”的文本是什么？是此次讲座试图探讨的重要问题。商业文本的产出似乎存在着异乎寻常的统一性。
　　经典著作和教育类书籍，尤其是启蒙读物和各种版本的《四书》，主导着整个出版业。浒湾出版了《文奎堂四书体注备旨合订》和《大文堂左绣(春秋经传集解)》；四堡生产了种类齐全的启蒙读物，包括《（增注）三字经》；重庆善成堂生产了用于科举备考的学生版本的五经注解，以及关于古文阅读和写作的指导手册《善成堂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岳池本地的小书坊也大量生产了《古文观止》和关于经典学习的指导手册。
　　紧随基础教育类著作之后，手册和指南等日用参考图书占据了第二大类文本的位置。礼节及礼仪手册十分流行，浒湾和四堡都出版过《酬世锦囊》，是当时最流行的家族百科全书之一；两地的出版业都印制书信范例集和对联范例；归于“入门指引”类别的医疗手册和药方集子需求也大。这些文本在每一家出版商的产出中都占据一席之地。此外，风水和算命手册也很常见，文集和小说则充实了这些书坊的库存。基本上是出版商一直生产相同种类的文本并常冠以相同书名，这并不意味着作品没有区别。
　　出版商也会因回应科举政策或医学理论的变化而炮制新的书名，新的书名一直层出不穷，尤其是才子佳人和武侠类小说。但也有大量图书在封面上打着“新编”“新刊增补”或“新刻绣像”版的字样，其实只是常见的营销策略，经常是除了新刻封面外，图书没有修订、扩充或者增加任何插图。
　　出版地也出产当地作家和编者的作品。四堡出版过客家语的日用入门读本，以及讲述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的唱本；岳池的小印刷厂生产了数百种四川说唱故事的唱本，这些作品只在当地流通。傅金铨创建的善成堂出版了他关于道家内丹修炼的著作，可能在分号售卖，其作品便被引介给更广泛的受众。大体而言，这些出版地所生产和传播的流行书籍文化是一种相对一致、稳定的文化。
　　科举制度在维持这种一致性和稳定性方面有一定作用。有清一代，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内容的相对稳定，确保了商业出版者能够从各种版本的四书五经及制艺写作辅导书中持续获利，他们被引诱着出版这些作品。或许木版印刷技术也有助于维持这种稳定性，但不是一致性。木版一旦刻好，一个文本就能翻印多次。对出版商来说，再版已有著作就能轻松获利，这可能对出版新书是一种阻碍。
　　　　　　　　　　　　　　大众书籍文化散播的政治文化意义
　　为什么要关心大众文本在中国的散播呢？包筠雅认为，普遍文本常常是廉价版本，不能代表清代思想深奥微妙的发展；然而，彼时它们对那些生活在内地深处及偏远乡村的普通人有重大影响。
　　中国出版地的分布远及农村和内陆地区，地区内甚至地区间有范围广阔的分销网络，这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统一产生深远的影响，确切地说，是对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这一概念在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四书五经、大量的举业辅导用书、标准化的礼仪指南、医学手册和小说及叙事歌谣等大众书籍来自遍及全国的出版地，经由广阔的分销网络得以传播普及，帮助创造了一种公共的书籍文化。这一文化实际上使大清帝国中能够阅读汉字的那部分人，初步了解了主体内容相同的一些文本，通过口口相传，传达至目不识丁者。这一共享的书籍文化创造和支持共同的文化知识储备，从而促进文化的整合。当整个中国的学生都在阅读随处可见的中国历史基础概要《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或者同样随手可得的典故集子《幼学故事琼林》时，他们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理解历史的共享框架和一种文学指代物的共同储备，而这又使得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团结在一起，参与到独特的“中华文化”之中。19世纪末在山东庞家庄的传教士阿瑟·史密斯记录下所有中国人，甚至是目不识字的文盲，参与这一文化的程度：古人的经典智慧是所有汉族儿女的共同遗产，上自皇帝，下至老妪，每一社会阶层都能引述得毫不逊色于另一阶层。
　　诚然，也存在着一些与这一共同内核有所区别、并行的地方书籍文化，比如在四川流传的地方戏曲和说唱故事文本，或者四堡所生产的客家语文本。一个省份或地区的独特性对于参与到一种更大的文化群体中的构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著作所展现出来的不同之处或许正有助于凸显这一共同内核：文本作为“中国性”的一种标识符的重要性。
　　多个世纪之前，科举仕宦已为饱学的精英创造出一种共同的书籍文化。但直到明末，出版业繁荣、商业出版兴起，一种共同的大众书籍文化才被缔造出来。至清代，出版行业散布至内陆腹地及偏远地区，分销网络愈加密集地发展，非精英们（至少是那些有识字能力的人）才得以接触这一共同的大众书籍文化。
　　这一发展也可能在文化领域之外发生重大影响。包筠雅认为，我们或许需要去思考19世纪末中国的公共大众文化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思考这一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为19世纪末中国早期民族主义以及20世纪初更加成熟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奠定基础。 （整理：金莎莎）
本期主持 柳光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