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朱海就教授做客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联合举办的“天人讲堂”，介绍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本思想,并结合其对“市场”的认识解释“中国奇迹”。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奥地利经济学派（以下简称奥派经济学）发源于奥地利，因其创始人门格尔为奥地利人而得名。但它并不是关于奥地利本地的经济学。如今，奥派经济学的大本营已从奥地利转移到美国。与强调均衡的主流经济学相比，奥派经济学的特点是强调主观主义，因而也被称为“主观主义的经济学”。
　　其基本思想主要包括主观主义、个体主义和市场过程理论。朱海就教授通过奥派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对比，来说明奥派经济学的独特之处及其为什么是更加“现实的”经济学。
　　奥派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关于人的行动的科学。经济学通常被理解为有关资源配置的科学。市场不是资源配置手段，而是规则概念，规则促进更好的“合作”的实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追求所有市场都达到供需均衡的理想状态，关注抽象的机制，而忽视个体的行动。
　　从行动角度理解资源配置，主体是人，资源配置其实是个体追求“最大化”的结果。而从均衡角度去理解资源配置，个体行动者是缺位的，政府替代了个体行动者，就变成了干预主义和计划思维。均衡经济学认为是“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而从行动角度看，其实是无数个体行动在自发地配置资源。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于，从个体层面的最优直接上升到市场层面的最优，把无数人构成的市场简化成一个“人”，而忽视个体之间的协调问题。如厂商理论是用一个厂商代替无数的厂商，来说明市场的均衡。其次，均衡方法统统是用函数表示个体行为的约束条件，假设个体行为模式是已经被经济学家知道的，这样就容纳不下过程、创新和企业家等概念。另外，市场是没有最优的，而均衡方法预设了最优，隐含地认为经济学家和计划者可以计算出最优。
　　根据“均衡”方法和“行动”方法，可以区分三种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是均衡经济学，新古典（马歇尔、凯恩斯、萨缪尔森）经济学也是以“均衡”思想为基础。奥地利学派以“行动”思想为基础。朱海就认为，经济学有不同的学派、不同的理论，但真理只有一个。
　　“理性”是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可以区分为“经济人”理性与“行动人”理性，前者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后者是奥地利学派的理性。“经济人”理性是“消极主观主义”理性（包括“有限理性”），即给定约束下的最大化理性。“行动人”理性是“积极主观主义”理性，认为个体的行为是“有目的”的，会有判断、发现、警觉等主观活动，约束条件（目标和手段）是他自己确定的，不是经济学家确定的。
　　经济学是关于“价值”的科学，不是关于“生产”和效率的科学。在给定目标下，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技术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
　　经济学是一门主观主义的科学。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指出，“构成社会结构真正要素的，不是极为复杂的个人头脑之和，而是个人的观念、人们对他人以及对事物所形成的观点”。经济学建立在“两个承认”之上：一是承认个体的理性有限，没有能力搞全盘设计；二是承认个体有创造力，也有学习能力、模仿能力。
　　经济学变量都是经过个体理解与诠释的变量，不仅包括价值、成本、利润、知识、结构等。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黄春兴认为，真实世界不存在客观的市场变量，只存在个人主观去理解与诠释的变量，对这些变量的理解会因人而异。
　　主观价值是指价值不是商品固有的属性，要看个体是否认为该商品能够满足他的欲望，并且满足欲望也不一定有价值，还要看他对该种财货的需求量与他可以支配的数量及稀缺性。比如一个人住在河边，那么河边的水对他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价值。不稀缺的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价值是价格的基础，没有价值，不可能有价格。“主观价值”与刚才强调的“行动”是一致的。古典经济学家当然也说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但他们说的是一类商品的价值，如面包和水的价值，不是特定情境下个体对特定商品的需求意义上的价值，在这种价值理论中，价值与个体的需求无关。价值不是由投入的成本决定，而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即最后一个消费单位即边际单位的最小效用，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效用的主观评价。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局限，在于无法解释有些商品没有投入劳动但有价值的现象，比如古董、毕加索的画等。主观价值是与市场经济真正相符的价值理论，主观价值指向消费者主权和自由，因为最基本的自由就体现在个体能够做出主观判断，并在自己主观判断的基础上行动。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自由的，也就不是市场经济。市场中的买卖完全基于自己的主观判断。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决定论”，因为价值已经事先由客观因素决定了，所以是非自由的。
　　经济学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个体主义指从个人行动的差异和变化去观察与分析集体现象的形成与变化。认为要从个体角度去思考，行动都是个体产生的。“要认识整个的集体，就得从个人行为的分析着手”（米塞斯）。个体追求个体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为总体目标服务。个体不是实现集体目标的工具，个体的自由、生命先于集体目标。
　　经济学的方法是“理解”的方法。经济学更多的是“理解后”的确认，事实或数据也需要被理解后才能确认。经济学更多的是理解原理、理解现实。在理解过程中，人们会把现实和原理相互对照，在心中不断地用他们所理解的现实去检验某个原理或某个假设，也会用理论去解释他的经历。
　　经济学是关于协调的科学。经济学是关于人的行动的科学，而行动需放到社会背景中，从协调角度去理解。这必然包含个体的主观判断、交换，也必然牵涉到制度、道德伦理等问题。而如果将行动理解为约束下的“最大化”，那么这些因素和问题就会被忽视，经济学就会变成均衡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均衡学说，他们用均衡取代“协调”，基本上忽视了真正的协调问题，也就是制度问题。比如“阶级斗争”论，是一种冲突论，用整体的利益冲突取代了个体基于市场制度的互动。如果理解了“协调”，就会发现市场是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正如黄春兴所言，更有助于引导人们趋向协调的行动才会演变成规则。演化形成的规则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的行动的产物。演化意味着出现“非意图的结果”或“非事先设想的结果”。比如济南的名泉的周边出现极地海洋馆，这也体现了市场本身的特征：非决定性、开放性。协调是有成本的，“租值耗散”可以用来说明协调成本。租值耗散指不正当的制度导致人为的财富消耗，即一种非财富创造活动，比如政府的很多活动就是“租值耗散”。朱海就教授提出要用“交易障碍”代替“交易费用”。他认为不正当的制度是人为地设置障碍，而“简政放权”能减少交易障碍。
　　朱海就教授针对经济学部分作了如下总结。一，经济学揭示了一些重要法则，如分工合作、边际收益递减、货币价格的重要性等，这些法则是社会运行之所系，背离这些法则，社会运转会有问题。二，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是，良好的政治学对问题给出的答案和经济学应该是一致的。比如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有产权，这是经济学的结论，也应是政治学的结论。政治应该是经济学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虽然得出这一结论的途径不同。三，与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伦理学甚至哲学相比，经济学是交换学，是从交换行为出发的，它不考虑行为的动机，把行为视为“极据”，而协调或分工合作是人类生存和福利改善的基础，没有比生存繁荣更为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是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关系。四，经济运行有自己的规律，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是想让它好它就会好。“人定胜天”值得怀疑，经济学法则是“天”，难以战胜。五，经济学有什么用？经济学使我们可以想象正常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认为“存在即合理”。
　　　　　　　　　　　　市场为什么重要？
　　经济体制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混合经济体制等，为什么市场经济是最有效也是最公平的经济体制？朱海就教授从私有产权制度、价格、货币、企业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生产的目的是满足需求，而不是为生产而生产。消费者要把他们有关需求的信号传递给生产者，让生产者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才能解决最基本的资源配置问题，把稀缺资源用于满足人们的需求。价格就是需求的信号。价格是由私有产权制度产生的，没有自己的财产就无法交换，没有交换当然就不会产生价格。但私有产权是自由或“法治”的另外一种表达。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仅仅有私有财产，但不能自由地使用、支配，那还是不能产生价格，即使自由使用、自由支配已包含在了“私有”概念中。市场的基本含义是私有，也是法治和自由。因而，限制外资、保护国企、操控汇率、补贴等都是与市场经济相背离的。
　　货币价格对市场来说非常重要，没有货币价格，企业家不能进行经济计算，不知道资源配置到哪里才是最优的。有了货币价格后，企业家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在某地种植水稻是得不偿失的，这也意味着资源错配，意味着不是创造财富而是毁灭财富。企业家要把资源配置到消费者需求最为迫切的领域才能获得利润，因此，企业家实际上是消费者的代理人，是在替消费者配置资源。假如没有货币价格信号，企业家将陷入黑暗中，无法替消费者服务。
　　市场的核心是企业家，而这恰恰是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已经包含在劳动中，奥派经济学则认为这是错的。主流理论忽视了企业家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并把要素组合起来满足需求这一关键环节。他们隐含地认为需求已经在那里，组织也是不需要的，只要把要素投入进去，有价值的商品自然就会生产出来，产品价值在于投入的要素，特别是劳动的投入。这就好像有一个黑箱一样，投入要素，产品就出来，这个黑箱就是生产函数。这种忽视企业家、忽视生产组织的方法被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下来。罗纳德·哈里·科斯说这种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是没有生产组织（企业）的，这个“黑板”的源头在古典经济学那里。
　　市场必然牵涉两种重要的“主观活动”，一是消费者的主观活动，他们要对商品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需求做出判断；二是企业家的主观活动，他们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和价格的变动等，算算有没有利润。这种主观活动是基本的“生产活动”，是真正的“创新”，而剩下的则是把主观想好的东西落实，是比较简单的。
　　主观价值论指向的是强调个体主义和自由的市场经济，而客观价值论则指向强调集体主义的计划经济。二十世纪的悲剧是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与计划经济的悲剧，与经济学家没有坚持边际革命后提出的主观价值论有很大关系。二十一世纪的希望则在于回到主观主义传统。
　　干预主义的代表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边际投资收益率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以均衡思想为基础，没有企业家的创新。在方法上使用的是总量分析法。凯恩斯认为可以通过造金字塔来刺激经济。一般而言，刺激出来的都是过剩产能，是麻烦。财富不等同于货币，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是自欺欺人，阻碍了市场自发的调节机制发挥作用。好比一个人生病后，不是给她开药方吃药，而是让她买化妆品，通过美化脸色来遮盖病情。凯恩斯的刺激政策就是这样，不去找经济的病因，而是用货币去粉饰数据。所以，重要的是个体福利的改善，不是数据是否漂亮。米塞斯有一句话：凯恩斯主义是把石头变成面包。
　　凯恩斯和马克思认为危机是市场自身原因导致的，凯恩斯归因为消费不足。而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危机不是由于市场自身的原因，而是政府垄断货币也就是法币体系所致。在法币体系下，必然产生周期性的信用扩张与收缩。通货膨胀扭曲了生产结构，导致企业家资源错配。通货膨胀时，政府会压低利率，导致信用扩张，信用扩张意味着企业、居民的负债率提高，银行为了控制风险会提高利率、去杠杆，这样就会触发信用收缩。危机就是信用收缩的体现。
　　信用扩张与收缩导致经济的繁荣和危机，表现为价格波动现象。但价格不是水平波动，而是结构性地变动，这种变动必然引起收入的再分配问题。过去几年中国通货膨胀引起的房价上涨，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大的一次财富再分配。财富的差距不在于对社会贡献多少，而在于有没有买房，这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最大讽刺。这是由通货膨胀政策导致的，而政府往往通过限制价格来解决通货膨胀产生的问题。朱海就教授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错误，干预价格是另一种错误，一种错误不能解决前一种错误引起的问题。
　　那么，中国会不会发生大的经济危机？朱海就教授认为暂时不会发生。虽然中国局部发生了经济萧条现象，资产价格波动，但经济活动还是会进行，总体来说，中国市场还有大量的需求和供给。货币体系不崩溃，经济也不会一下子崩溃，但可能会慢慢停滞，温水煮青蛙。
　　市场是消费者主权，政府也可以是“消费者主权”，所以市场的反义词不是政府。只有不考虑消费者利益的，才是市场的反面，那就是垄断的权力与权力的垄断。权力与市场有一个根本区别，权力是通过满足上级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不需要满足消费者的利益，因为他的利益来自上级。权力部门是“领导主权”，也需要发挥“企业家才能”，但要打个引号。因为满足上级领导的需求也需要能力，弄清楚领导喜欢什么，如何奉迎等。在市场部门，追求私利和公共利益是一致的，将私利转化为公益，这是市场的奇妙之处。但在权力部门，自己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不一致的。权力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干预市场，因为权力有资本这么做，但市场中没有哪个人敢跟市场过不去，跟市场过不去就是跟自己过不去。权力不仅扭曲市场，也扭曲人性。而政府，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指一种“功能”（比如促进协作的机构），它并不是市场的对立面。
　　朱海就教授还论述了市场与道德的关系。他认为市场经济的根本是道德观。与市场经济相符的道德观，是创造性的道德观，是企业家精神意义上的道德观。西方工业革命的起因是企业家获得了尊严，用“创造性”为核心的道德观取代了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即承认人是有创造性的，要给人以行动的权利，压制创造性是最大的不道德。但朱海就进一步指出，与其说市场依赖道德，不如说道德依赖市场。首先因为自由或市场是促进美德的，比如五星级酒店的服务态度绝对比高校、政府好。道德是自然的情操，是与生俱来的知识。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人们的道德行为会得到回报，比如你尊重他人，他人也会尊重你。所以道德不在于说教，而在于自由。再有，如果取消了市场的分工合作体系，人没有了生存条件，道德也无从谈起。
　　中国可能面临两种道德冲突的困境。一是儒家强调的道德伦理，二是“去权力化”的道德。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人伦，也就是通常说的“关系”或人情，它被认为是维系中国社会秩序之所需；后者更侧重原则。这种差异使得前者带有集体主义的特征，后者带有个体主义的特征，因而两者对公正的认识也有差别。去权力化需要“超越”世俗利益，把“原则”作为利益。但在目前的社会中，权力、关系和利益是一体的，权力世界通行的是关系、利益和暴力，不是原则，“关系”意味着很多情况下要破坏“原则”。市场经济需要去权力化，即要求放弃从权力中获得的利益，否则权力会一直比较大，进而阻碍市场经济。第一种道德并不必然导向第二种道德，即“事功”并不必然指向“原则”。这两种道德之别，某种程度上也是中西价值观之别。有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儒家资本主义。假如权力部门的人都严于律己，那么权力会不会变成“好”的？这是儒家宪政提出的问题。朱海就教授认为，最终能服人的是“原则”，靠收买只能维持一时。国与国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上。
　　　　　　　　　　　　中国奇迹与中国经济的前景
　　中国人的一个特点是勤劳，但勤劳不一定富有，自由市场才是勤劳促进繁荣的前提。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如今，在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中，“中国模式”论影响较大。“中国模式”论认为权力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代表人物林毅夫认为，中国奇迹的原因是政府配置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改变了以前的赶超战略。朱海就教授认为这种解释是不成立的。因为，在市场中每个个体都在利用自己的优势，市场就是利用比较优势的机制，正是市场使每个个体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成为可能，换个说法，就是“分工合作”。因此，“比较优势”不是战略，是市场的结果。所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与前苏联不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把市场成分赶尽杀绝，人们还保留了有关市场的知识、技能，如手工艺等。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星星之火就燃起来了。个体可以发挥企业家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中国奇迹”的关键。
　　那么如何看待地方政府的作用呢？朱海就认为，在具体个案上，地方政府可以做得好，比如严格控制自己的预算、兢兢业业做事，甚至比企业家还要努力，但这只是“经验”，不具理论的一般性。在理论上，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家。原因在于，政府不能像企业家一样判断市场机会；政府不能像企业家一样押上自己的资产去承担风险；政府不受盈亏的约束，而是受预算和财务的软约束。政府很多功能的发挥都是以市场为前提的。政府修建基础设施发挥了很大作用，也是因为满足了市场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外出多，流动人口数量大，这时修路就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行为。“要致富先修路”，在特定前提下才成立。
　　“中国模式”的说法似乎传达出，人们可以不遵循市场原则，只要努力去“干”就可以，这又回到刚才对“勤劳”的讨论上。事实上，市场比“干”重要。在市场中，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都会努力去“干”，这不需要鼓动。关键在于“干什么”和“怎么干”。“干”需要价格信号，如果没有市场的引导，人们就会蛮干、瞎干，这样不仅不能创造财富，还会破坏财富。中国过去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回到了市场这种正常状态。
　　朱海就分析了中国经济仍存在的问题。一，重要的生产要素还控制在政府手中，如土地、国有资本、国有部门的人才。二，扭曲市场，干预价格，比如政府控制房价。又比如，知识产品价格更是扭曲，体制内搞个国家课题几十万，成果大部分不理想，而互联网上的好文章价格为零，这种价格的扭曲也意味着收入的不公正。三，目前教育体制不是发现人们的需求（价值），而是迎合给定的目标，中学为高考目标服务，大学老师为学校的科研目标服务。教育、科研体制和古代科举体制类似，都是为给定的目标服务，而不是着眼于鼓励个体的创造性。四，体制部门庞大，消耗大量财富，比如社保、医保支出庞大。黑龙江省财政严重入不敷出。庞大的体制部门会压垮企业，拖累中国经济。但体制更为严重的危害是破坏道德，放大人性的恶。凡体制化比较严重的地方，道德不可能好。因为市场是道德的基础，排斥市场的地方，行为的价值得不到体现，也就不可能有道德。五，二元现象比较明显。“二元”指中国有一个不错的市场部门和一个糟糕的非市场部门。打开电视机，你可能会很失望，因为各电视台播放的都是某一种电视剧；但是去超市，可能会比较满意，因为商品琳琅满目，很是丰富。非市场部门虽然糟糕，产出低，但却占有了大部分的资源。六，财富分配的不公性。市场中的贫富差距本身不是问题，但权力导致的贫富差距就是问题。这几年通货膨胀扩大的贫富差距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
　　中国最大的威胁是市场化停滞和“体制化”的强化。从“行动学”角度讲，体制化必然是以等级制代替价值，必然是压制人的行动，是企业家精神的最大敌人：把价格扭曲了，把人养懒了，把国家吃穷了，把道德败坏了。
　　谈及中国经济的希望与前景，朱海就教授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权力应从资源配置领域退出，权力推动增长是迷信；二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发挥个体的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的前景关键在于敢不敢让人们去进行各种尝试，敢不敢去接受“无意识的结果”，敢不敢让未来向不确定性开放，同时也在于从“官本位”到“企业家本位”，从“权力本位”到“市场本位”。（整理 李冉冉）
　　　　　　　　　　　　　　　　　　本期主持 郭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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