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93岁，90多年来从小到大，从大到老，生命路程，弯弯曲曲，崎岖平坦，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但既奉命题，且乘机梳理一番，向后辈们畅述平生纲要，作为纪念。
　　一、童年忆旧
1916年6月，我诞生在长春二道口一户小四合院里，对这个小家庭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喜事。出生后，我们一家人几经颠沛流离，北去南归，居家也几度搬迁，生活并不舒坦。直到抗日战争前几年才稳定安居，因此我得以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大）读上了医学院！
　　我老爸是一位北闯南下，见过世面的人物，他对我们兄弟二人的希望和要求很高，满怀憧憬，希望长大成人。当我虚年5岁时，就被送去巷中一家大户人家的大厅里上私塾，七岁时便送我上崇安寺中心小学一年级。后来因为居家搬迁，到了天津，在西开小学读了一年半书。小学毕业后，在无锡考进了县立初级中学，后来又考入了著名的私立无锡中学高中部，直到1935年毕业。
　　6年的中学教育对我来说是循序前进，一帆风顺。在家中有父亲殷切厚望、督促严教，在学校里又有幸先后得到一位语文老师和一位英语老师的谆谆教诲。在这样的双重教育下，为我的未来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如今回忆，我在初中三年时期内，在人生观和文学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获得了新旧文学的灌输，初步树立了爱好文学和爱国爱民的理念。我曾举起旗帜，随着大哥、大姐们走上街头，参加抗日大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三省”的口号。高中三年对我说来特别重要，是我进一步打好基础的三年，特别在外语方面，进步更大。
　　高中时代，我开始读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创办的《生活周刊》。从这本广为当时年轻人所喜爱的杂志中我开始懂得当时存在两股思想意识———“进步和落后”，知道中国大地上还存在着一支工农红军。
　　我们高中三年级行将毕业之际，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开始流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虽然那时我们只是中学毕业生，但像成年人一样满怀激情，好像马上要成为肩负重任的爱国战士，当然我们更多地却是在思索今后一定要好好读书、学有所成，将来做热爱祖国、抗日救亡、建设新中国的“社会栋梁”。
　　二、爱国、爱党、也爱我的专业像我现在这么一名老知识分子，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又经历了大跃进、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最后才有了改革开放，这么多个大转变，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代人难得的经历！记得孩提时代，我曾站在无锡街头人群里，观看当时军阀内战的部队拖塌地走过大街。站在人群里只是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而到南京当上了大学生后，才开始对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开了窍，这是我政治生命的一个开始。在南京，我参加了“南京学联”组织，参加了响应北京12.9运动的大游行；在国民政府前广场上彻底静坐，声援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并参加了要求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声援示威游行；在1936—1937年暑假中，我又积极参加由无锡地下党张锡昌等领导组织的“无锡旅外学生暑假服务团”宣传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一直到7.7事变抗日战争开始，我当时在无锡组织的“抗日青年后援团”担任救护队队长，投入火热的抗日战争，直到日军击溃我军的淞沪防线，深入苏州昆山一线，我才被迫离家撤退到大后方，重返中大在成都华西坝重新开始上课。
　　到成都后不久，我又重新参加了当地左派学生的抗日救亡团体，一度担任“华西坝战时学生服务团”团长之职，在地下党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和服务工作。
　　1941年初夏，我们医科大学的六年学习结束。毕业前几个月，我和班级中另三名靠拢党的积极分子希望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服务工作，联名写信给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同志，说明愿望。可惜那时国共间的摩擦已日益加剧，钱之光同志已无法保证我们可以安全地通过封锁线。因此，他建议我们留在大后方继续做抗日工作，同样可以报效祖国。
　　1941年抗日战争如火如茶，我被指派到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去当医生，在另一条战线上参加抗日战争。这是我命运的第一个重要的决定！三年半以后（1944年），我又毅然应命远赴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工作，并参加美军43流动手术组担任医师，参加了打通印缅中国公路的几个重大战斗，在炮火下进行手术救治工作，直到迫使日本侵略军全部溃败，撤出缅甸为止。我随远征军返回祖国，到广西玉林县，准备反攻被日军占领的广州。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行军到广州，参加接受日军广州战区的投降仪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