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盖州是一座古城，城内有钟鼓楼， 南北向的大街穿楼而过， 成为盖州城里的一个景观。

盖州人将钟鼓楼简称为鼓楼。我的家在鼓楼边一个临街的大杂院里， 十几户人家， 没有围墙、 没有篱笆， 甚至出去也不锁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是这样的。

大杂院里的孩子们自然成一伙儿玩伴。我的小伙伴有……老实说至今我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喊的都是绰号， 有大洋钱、 肥得宰、 小尾辫、 二埋汰……大洋钱因眼大得名， 肥得宰不用说了， 小尾辫的后脑勺上留有一缕毛， 二埋汰冬天的时候成天流鼻涕， 他不停地用袖口蹭，结果袖口倍亮。

那时商店里没啥玩具， 但我们玩得很开心，弹溜蛋、搧啪叽、 轱辘圈、 打冰老婆……有一天， 我和弟弟们在屋里弹溜蛋，结果溜蛋滚进了立柜下面。立柜下面是一道缝， 手伸不进去，好在那时家里是土地面， 于是我们就挖了一条沟通向立柜底下，最后不但挖出了溜蛋， 还挖出了一窝小耗子。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我和小伙伴们便来到大街上。夜色迷蒙， 街灯如豆， 大伙儿站成两排， 肩扛木棍为枪， 我在最前面做指挥官喊口令， 学电影 《夏伯阳》 里军队敲着鼓点进攻的样子行进在大街上。街上很少有车，行人也很少，我们踏得烟尘四起， 那时城里是土路。等到谁家的大人扯着嗓子喊 “哎——回家睡觉了” ， 于是便作鸟兽散。

那年春节， 父亲给我买了一顶皮帽。除夕之夜， 我第一次戴上这顶帽子满心高兴地跟姐姐去文化馆看跳舞。舞会结束的时候， 人们一块向门口涌去， 忽然后面伸过来一只大手， 一把抓走了我头上的皮帽子， 我喊我哭我发狂， 但在潮水般的人流里，这一切都被淹没了。舞场里的人散尽了， 我和姐姐在地上找啊找， 找到了一只破手套。

回到家， 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屋。姐姐向父母说了原委， 父亲铁青着脸不言语，母亲却笑着说： “丢就丢了吧， 我看那帽子就不顺眼。 ” 嘿， 真是 “三十晚上丢顶帽子——不好也说好。 ”

那年夏天， 我捡到了一块铁板儿， 我请白铁铺的师傅帮我剪成了一把大刀。黄昏的时候， 小伙伴们围拢在我的周围看我耍大刀，还给我鼓掌。我舞得兴起， 连续转圈， 忽然一阵晕眩，身子便侧倒下去， 只听“啪”的一声， 也不知手中的大刀砍在了什么物件上。我定神一看， 只见我二弟“哇”的一声捂着左眼蹲在了地上， 血从他指缝间流了出来。我立时吓傻了。父亲闻讯赶来， 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刀， 卷巴卷巴用脚一踹， 我的大刀便成了铁饼。夜里，二弟从医院回来， 我一看乐了， 大刀砍在了他的眉毛上而不是眼睛， 二弟的眉心因之留下了一个疤。

有一天， 父亲放在柜顶的五元钱丢了， 在冰棍二分钱一根的年代这可不是个小数。父亲让我们哥四个站成一排老实交待。父亲觉得我人品端正、 三弟忠厚老实、 四弟年龄太小， 都不具备 “作案” 的可能。唯有二弟了，他平时又爱翻跟斗、 拿大顶， 所以这种事儿非他莫属， 弄得二弟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 。后来派出所破案了， 是邻居一个男孩从我家后窗跳进来偷走了钱， 父亲知道后也不给二弟 “平反” 。

冬天的时候，我得了气管炎， 昼夜咳嗽。父亲带我到城关医院去打针。恰逢注射室的护士到病房去了， 父亲和我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她回来， 父亲便要亲自给我打针。我不敢不让他打， 便咬紧牙关撅着屁股等着那一下刺痛。等了一会儿我问父亲， “你怎么还不扎？ ” 父亲说：“扎完了。 ” 啊， 扎完了？没感觉呀。后来一想， 父亲是这个医院的牙科主任， 他成天扎人家牙床子， 扎屁股那还不是 “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 从此我对父亲多了一份敬重。

秋日的一个下午， 阳光暖暖的， 我穿着母亲为我新做的白汗衫、 灰色背带裤子， 跟姐姐来到盖州中心小学。

我上学了!——那是 195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