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很平常的人，现已年过八旬，也算作“八零后”啦！我一辈子只做过两件事：学生和教师。前25年是学生，后60年是教师。在这儿谈谈我的前25年。
　　一、苦难的童年和少年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谭丕模，1922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学校改为北京师范大学。父亲是改制后北师大国文系的首批学生，1928年毕业。母亲翟凤銮也于1928年在北师大与父亲同专业同班毕业。父亲学生时代一直追求进步，毕业后在北京《新晨报》工作，1930年到去世一直任高校教授。他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最早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之一，1937年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毕业在北师大图书馆工作八年后，一直任中学和大学教师。
　　抗日战争前我家生活比较宽裕。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母亲带着姐姐和妹妹已回到湖南长沙外婆家，父亲带我在北京。母亲来电急催父亲回长沙，父亲带着我舍弃了全部家产经天津、烟台、南京绕道回到长沙。从此我们的生活一落千丈。
　　1937年，我五岁，从那年到1949年，本应是我读小学和中学的时间。小学应读六年，我只读了三年半；中学应读六年，我只读了五年。十二年中我只有八年半在学习，三年半在逃难，我们全家也是颠沛流离。这全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
　　1937年至1942年夏，我在湖南的六个城市逃难。1937年回长沙后，父亲在民国大学教书，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未公开党员身份），并任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的宣传部长。1938年上半年，我在长沙读初小一年级下学期，下半年因日寇侵占武汉，长沙吃紧，逃难半年。1939年初，民国大学迁往更偏僻的湘西县城溆浦。我在那里跳了一级，直接念初小三年级和四年级。那时生活十分贫困，写字时有一段铅笔头儿就算不错了。因为贫困动荡，1941年上半年我又失学了。
　　1941年我九岁，是记忆深刻的一年。这年夏，民国大学迁往刘少奇的故乡宁乡。这时我家生活已难以维持。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后来小妹妹夭折）回到父亲的老家祁阳，投靠父亲的二嫂。母亲在县城教书养家，父亲带着我、姐姐和弟弟去宁乡。但父亲很快发现，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不了四口人，于是又将姐姐和弟弟送回老家。因为我已在宁乡上小学，就留在宁乡。谁知这时日寇进犯长沙，宁乡吃紧，不得不逃难，父亲的同事好友，民国大学的教授，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我的干爹）夫妇带着我逃难。所幸后来长沙回到了我军手中，于是父亲回到了宁乡。父亲的工资也养活不了我们两个人。有时我们煮粥充饥，晚上没有钱买油点灯，父亲就常带我去朋友家串门，回到家后划一根火柴铺床睡觉。除夕之夜，也这样过。幸好父亲有一位亲戚的儿子在民国大学读书，他有点钱，送了我们一点吃的。这件事我终生难忘。1942年初，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父亲把我也送回老家祁阳，我在那里读了五年级下学期。这就是我全部的小学生活。
　　1942年，父亲被民国大学解聘，他转到广东坪石中山大学师院任教。母亲则在湖南零陵（今永州）一所私立中学教书。该校教师的子女上学可以免费。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母亲希望我上中学，我也同意。那年我刚满十岁，刚读完小学五年级。要想跟上班很是辛苦。我拼命学习，因此常常闹病。1942年至1944年间，我读完初中一、二年级。
　　1944年至1945年是最艰苦的一年。1944年4月到12月，日寇发动了豫、湘、桂、黔战役。这是日军侵华期间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战役，大片国土沦丧，六千万人陷于敌人的铁蹄之下，几十万人流离失所，每天死亡人数以千百计。1944年6月，父亲听到衡阳告急的消息，立即赶回零陵，和家人商量今后的去向。父亲认为，虽然生活千辛万苦，但绝不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下，于是全家又准备逃难。这一次逃难与以往不同，首先，客观条件非常不利。抗战前7年，全家从北平逃到湖南，在湖南境内奔波，尽管物价飞涨，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但毕竟离前线还比较远，父母亲还有工作，还有生活来源，孩子们好歹还能上学。而这一次却是全家孤军奋战，没有生活来源，而且上有老下有小。最要命的是敌人在后面紧追。7月初，衡阳城内已昼夜燃烧，全家匆忙逃往广西永福。9月中，日寇占领了广西全州，全家再往贵州逃。12月初，日寇攻陷贵州独山，这里已接近黔桂铁路的终点，我们不可能再沿铁路线逃难，只好避开去贵阳的大道，来到都匀以东的小县城炉山。从零陵到炉山行程1500公里。这半年，我家和其他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饱尝了道路崎岖、居无定所、饥寒交迫、举目无亲的艰辛。可以说，湘桂黔逃难是万恶的日寇将中国人民再一次推向苦难的深渊，这是全中国人民经历的又一场大劫难，也是我们一家经历的最大劫难，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逃难行程极度艰辛，多次遭遇敌人轰炸，途中曾在五六个地方停留过，每次出发都是在日寇逼近之时，坐敞篷车、爬火车顶，甚至徒步行走，此期间主要靠变卖衣物和摆红薯摊、采集野菜等度日。
　　幸运的是，1945年1月，正当全家在炉山陷入生活绝境时，遇到了桂林师院疏散途经炉山的师生。院长曾作忠是父母在北师大的同学，教务长林励儒是父母在北师大时的老师。该院师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迁往贵州平越（今福泉）时路过炉山的。他们热情邀请父母去桂林师院任教。父母欣然前往，这样结束了历尽艰辛的湘桂黔逃难行程。父亲在桂林师院任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母亲任国文系副教授。
　　1946年初至1949年长沙解放：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终于取得胜利。1946年1月桂林师院迁回桂林。这一年我在桂林中学和师院附中读初中三上和高中一上（其中跳班半年）。1947年初到1949年初，我在南宁师院附中读高中一下到高中三上。这几年我和同学们一样，积极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学习了专业知识，阅读了进步书籍，思想有了不小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