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即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经过这次全会，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社会的进步给人们带来幸福，日子越过越好。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人们信心百倍地继续大踏步前进。
　　在社会的前进过程中，我的生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过去的日子里，作为共产党员的我，总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为社会发展多做贡献。我不断学习以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勤勤恳恳地完成分配给自己的教学任务；为做好学生工作而与学生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钻研专业，发表了一些文章和出版了两本书，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自认为做得还可以，但却不断受到政治方面的否定，说我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不得不经常检查。“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更是遭罪，我被揪出来，成了“黑帮“，多次批斗。我的一本十万字的书，被大字报列出一百条罪状，说是反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后，我得到了解放，开始了新的生活。
　　解放，首先是思想解放，这是干一切事的基础。当然，思想解放不是胡思乱想，更不是胡说八道，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去想去说去做，以解决过去未曾解决或解决不妥的问题，创设出新的道路。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要敢于对传统结论提出疑问，经过缜密思考，反复论证，发表与往日不同的新见解。
　　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我开始了新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已培养了一百多名硕士、博士、博士后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已毕业的学生有在高校的，有在科研、新闻、出版或党政部门的，也有个别经商的。他们在学术上或在其他方面，都已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同时，我团结了大批青年党史研究工作者，他们与我联系密切，成为编外弟子。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主编或独自写作四十多种专著、教材、丛书、工具书，在党史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多次参加学术研讨会，做过百次以上学术报告，并先后在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委党校、西安政治学院等几十所高校、党校、军校担任兼职教授。由我组织并主持的党史学位点的导师、研究生会议，延续了二十多年，对党史学科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多次参加学术评审工作，如北京市高校和党校职称评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评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点评审等。同时，多次为教育部、北京市委服务，如为教育部编写政治理论课大纲、教材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先后担任多个学会的领导工作，如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等。
　　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中共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主要有：第一，我否定了以往认定中共历史是政治理论学科的说法，明确提出中共历史的学科性质是历史学科。这种观点得到党史学界的认同，使中共历史学科的发展步入正常轨道。第二，鉴于以往中共历史研究范围过于狭窄，我明确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主张。这一观点带动了中共历史研究向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发展，使研究更加深化。第三，鉴于以往的中共历史研究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我明确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是中共历史全过程的主线，因而研究应以这一主线为核心展开的观点。这一说法引起党史界学者的注意，很多学位点都先后把“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列为研究方向。第四，我力图改变以往研究不重视理论和方法的现状，倡导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并初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共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中共历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在此影响下，不少党史工作者步入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行列。
　　改革开放不仅使我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得到解放，从而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且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变。在经济上，我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大款，但再也用不着过那种到月底差几天吃饭钱的穷日子。对于现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我非常满足。“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的亲属们，有“黑帮”、“走资派”、“汉奸”、“国民党”、“五一六”分子，今天这个被揪，明天那个被斗，真是度日如年。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现在的家庭美满、和谐。我的大女儿在美国、是旅美作家，二女儿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很有成绩。她们都有了下一代，两个外孙女是品学兼优、身体健康的好孩子。我和老伴虽然一天比一天老，而且体弱多病，但尚能买菜做饭、生活自理，过着正常生活。我每年还能写十几篇文章，并经常组织青年学者编写一些大书，继续为学科建设贡献自己的余力。
　　我的自述已经在校报上登载了多篇，改革开放后的部分虽已写出不少，但都是记载我的学术活动，学术性很强，对党史界同行还有些用，一般读者不会太感兴趣。所以，我告诉校报不要再发了。特写此篇，告知读者我在改革开放之后干了些什么事，权当结语。（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