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桂林师院进步师生开展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父亲以满腔热情参加了这场运动，写了许多文章，参加了许多活动。国民党教育部为了平息民主浪潮，切断桂林师院与广西大学的联系，于1947年初强迫师院迁往南宁并改名南宁师院。师院师生在南宁掀起声势浩大的护院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父亲始终站在斗争的前沿，与进步师生同呼吸共命运。此时曾作忠院长已被迫辞职，南宁师院教授会以父亲、汪士楷（邓小平旅法勤工俭学时的入党介绍人）等教授为中心全力支持学生爱国运动。1949年3月，新任院长政客黄华表致电国民党教育部，诬告谭丕模、谢厚藩、汪士楷、王西彦（著名作家）四位教授煽动学潮，予以解聘，并将师院立即解散。四位教授感到在广西难有作为，又考虑到湖南会比广西早解放，决定离开南宁，启程返湘。令我难忘的是师院学生对四位教授的送别场面和到达长沙后的那些日子。
　　从南宁到长沙路途十分艰险。因为1948年10月父亲曾患严重的胃溃疡，吐血不止，病情危急，曾经六昼夜禁食禁水，许多在校和已毕业的学生拿出自己节约下来的钱购买盘尼西林为他治病，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养，父亲还只能翻身，不能下床行动。1949年4月6日，细雨迷蒙，我们离开南宁，这时父亲身体还非常虚弱，是被人抬上车的。那天，师院数百名师生举着“惜别送行”的条幅前来送行。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们离开师院的那天，天正在下雨。我因病由人抬上车。同学们拥挤在车四周，汽车慢慢地向前开，同学们哭着为我送行。他们跟着车跑，呼喊着‘要求民主’、‘反对迫害’等口号，还唱着革命歌曲。这情景，真令我难忘啊！”
　　回到长沙后，全家虽然失业失学，但毫不悲观失望，而是积极投身于迎接长沙解放的活动中。父亲和汪士楷为和平解放长沙做了许多工作。经父亲介绍，我和姐姐参加了长沙市妇女联谊会（民主妇联的外围组织）的许多活动。我们努力学习进步书籍，经常去女中和工厂向师生和女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解放湖南做舆论准备。解放前夕，敌人疯狂镇压革命志士，父亲教我们学会秘密斗争，学习如何保护自己，保护同志。当我们深夜外出时，教我们将《中国往何处去》（即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包在衣服里面，外面裹上一层丝绸。深夜回家后，教我们将革命书刊藏在米缸里，以防特务搜查时被发现。经过这段斗争的锻炼，我们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迎接解放军进入长沙做了一些工作。这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姐姐在解放前夕的7月参加地下党，年仅15岁的妹妹在长沙解放后立即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长沙解放后不久，父亲任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母亲也在湖大教书。二、八年大学生活解放后，我读了八年大学：1949年至1950年，在湖南大学外语系读书；1950年至1952年，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学习；1952年至1957年在苏联学习。1957年，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师大中文系，也就是今天的文学院工作至今。
　　长沙解放后，党组织派姐姐来北京，让她进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该校1941年在延安建校，1949年迁北京，即今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那时我认为，革命大学和军政大学的学生都是只学习3个月或半年后就立即参加工作，自己还很幼稚，不能这么早参加工作，于是报考了湖南大学外文系，并被录取。姐姐和妹妹离家后都进步很快，我非常羡慕。1950年暑假，姐姐回长沙探亲时，我坚决要求同她一起来北京上学。失母之痛1950年8月，我和姐姐到达北京，不久我也进入俄文专修学校学习。万万想不到的是，9月，即我们离家后仅二十五天，母亲突然因病去世。父亲为了使在京的两个女儿能安心学习，竟然强忍悲痛，向我们隐瞒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达4个多月之久。母亲的去世，对我们是严重的打击。而父亲对此事的态度使我们深受教育，铭记终身。
　　解放后的近十年间，父亲给我们写了许多信，可惜大多未能保存下来。连母亲去世的消息也是通过书信告诉我们的，以免我们难以接受。六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重读这些信，仍然感到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字里行间透出的是父亲那博大的胸怀、对子女无微不至的爱护和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透出的是他的民主作风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在我们子女心目中，父亲既是严父，又是慈母。所谓严父是指他对子女的要求是严格的，但总是循循善诱，从不训斥责骂。许多人都羡慕我们有这样一位作风民主、毫无“父道尊严”、能做子女知心朋友的好父亲。母亲去世后，他更是挑起了严父和慈母的两副重担。他的谆谆教诲成为我们进步的动力，他的高尚品德是我们用之不尽的财富，他的言传身教为我们树立了终身学习的榜样。
　　皖南事变后，父亲同组织失去了联系。1950年，党组织在审查了他的全部历史之后让他重新入党。
　　1953年至1958年，他任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和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这五年，他在教学改革、学科建设、团结老教师、培养年轻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他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员赴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牺牲。同机的16名烈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父亲的突然牺牲对我来说更是沉重的打击。
　　父亲去世已半个多世纪，母校北师大没有忘记他，仅在1994到2013年的20年间，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有关他的四本书：两本是他的学术著作，《中国文学思想史合璧》（1994）和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谭丕模卷》（2013），一本纪念文集，《文学史家谭丕模》（1999），一本评传《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2005）。评传有20章，由13人执笔。多数执笔者是他的学生和朋友，子女只写了五章，不到五分之一。这几本书展示了父亲的学术成就和为人，也反映了他的战友和学生对他的深深怀念。
　　2005年，当《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出版时，文学院召开了出版座谈会，会上气氛十分热烈。与会者盛赞评传的出版，并追思父亲献身革命、严谨治学、辛勤育人的种种事迹。这一切说明，父亲虽然去世半个多世纪，但他仍然活在后人的心中。留苏岁月解放后我个人有两次好的机遇。一个是1950年我跟姐姐至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如果我继续在湖南大学学习，可能就没有机会被选派去苏联学习。另一个是母亲去世后父亲坚决反对我回长沙读书并照顾他。人们常说，母爱是关怀，父爱是放飞，对此我体会深刻。父亲不让我回到他的身旁，要我留在北京学习，就是放飞，这给我提供了许多发展的好机会。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遇到国内发展的好形势。建国后，百废待兴，急需培养大量人才。1952年，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接受中国留学生去苏联高校学习的协议。当年就从各高校抽调两百多名学生到留苏预备部学习政治，然后去苏联。其中大多数是学理工农医的学生。至于派我们去学俄语，听说是因为俄文专修学校当时的校长师哲（曾任毛主席的翻译）的建议，他认为他们那一代俄语翻译人员日渐衰老，急需培养年轻一代。于是从北京、哈尔滨、上海、大连等俄专学校选派了28人去苏联学俄罗斯语言文学。这次选派是非常严格的，留苏学生首先要过三关，即学习成绩优秀、政治审查合格和体检合格，可说是“优中选优”。
　　出国前，刘少奇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专门接见了我们，向我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嘱托。一是希望我们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把留苏学习当做革命任务来完成，克服重重困难，把建设新中国的本领真正学到手；二是希望我们深入观察和正确对待苏联的现实生活，虚心向苏联人民学习，增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他还说，新中国百废待兴，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在国内培养一名高校毕业生，要花费十几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所得，派你们出国学习，更要花费好多倍的代价。你们要牢记祖国的托付和希望，刻苦学习，每门功课都要得5分，至少4分。这番临别赠言让我铭记终身。这五年，我真的没想别的，只想如何努力学习，将来好为祖国服务。
　　在苏联我们读的是综合大学的本科,一共五年。最初三年我们六人（后来留在北师大任教的有刘宁、陆桂荣和我，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有吕敞，金大辛，在南京大学任教的有陈敬詠）在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大学学习。像所有的留学生一样，我们在学习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不分寒暑假，不分节假日，分秒必争，每天学习达十五六个小时。当然，苏联老师和同学也热情地帮助和关心我们。五年中，我们没有回过一次家，终于完成了全部学业，而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苏联高校课程内容丰富严谨。前三年，我们对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打下了系统坚实的基础。后两年因刘少奇同志的关怀，我们六人转学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在莫大更多培养了我们独立科研和学术创新的能力。莫斯科大学是全苏最高学府，世界知名大学，语文系有一批苏联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学术气氛极为浓重。在莫斯科，我们的眼界也进一步开阔，频繁地穿梭于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和作家艺术家纪念馆之间。正是在俄罗斯文学的故乡，我们开始领略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
　　谈起这25年，思绪万千，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年轻人能利用当前大好形势，潜心学好本领，为祖国攀上新高峰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