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然结缘,就当素位而行
1979年,16岁的王传宽作为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应届考生,考入浙江林学院(现浙江农林大学),在懵懂中与林学结缘。
比王传宽早入学的师兄们,经历过“文革”,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打饭时都拿着英文单词本的情景深深地刻在王传宽的脑海中。他也因此鞭策自己掌握更多专业知识,要像老师要求的那样“抓一把土,就知道这土壤是由什么岩石风化的”
“看一种植物,哪怕是一棵草,都要知道它是什么类别”。
1983年,系统学习了林学专业知识的王传宽被分配到浙江省十里丰农场,成为农场唯一一名林学专业的技术员。
1984年,全国流行花卉栽培。那时候北方的君子兰一株难求,被称为“绿色金条”,南方的茶花也广受欢迎,千金难买。为了适应市场需求,王传宽所在农场决定在一片约40亩的荒地上建造一个苗圃。苗圃的规划、育苗、采购、销售等,都交给了20岁出头的王传宽。而王传宽不负重望,不仅将苗圃规划得井井有条,而且还研发了一种茶花嫁接的新方法———芽砧接,使茶花能够当年成苗出售,让农场效益倍增。虽然那个时候从进苗到出苗,都是王传宽一个人负责,只要他稍微动一点心思,就会在那个市场经济刚刚兴起的年代赚一大笔,但是他却从来都没有动过一丁点儿这样的念头。“那个时候,人很单纯、很守规矩,根本不会去想这些。”
■目标既定,就当风雨兼程
王传宽在十里丰农场工作了4年。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作为农场中数量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努力工作的王传宽有着很好的人生前景,可是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报考研究生,做林业方面的科学研究。
当王传宽向单位提出要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单位领导既不想放他走,又不能强行留下他。于是单位开常委会研究,决定同意王传宽报考,但条件是:只能考这一次,如果考场失利,他就要打消这个念头。那时的王传宽没有退路,他也没给自己留退路。在仅有的近一个月备考时间里,他几乎是开着灯睡觉,只要眼睛睁开了就复习。
在研究生专业的选择上,王传宽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科研聚焦:生态学是林学的主干学科,是林学的理论核心内容,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东北林业大学的生态学专业。“那里有好多知名教授,拥有全国最强的森林生态学研究团队。”
读研期间,王传宽师从我国著名的森林生态学家周晓峰教授。那时王传宽把学校当年的图书馆单本书库中所有涉及生态学的英文书籍读了个遍,他意识到国外的生态学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要想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就一定要去国外学习。为了达到出国的条件,大学期间才从ABC开始学习英语的王传宽开启了疯狂的英语学习模式。
最终,王传宽以高分通过了托福、GRE和WSK考试,但是由于出国名额的限制,直到1997年,王传宽才如愿成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访问学者。之所以选择威斯康星大学,是因为这里有研究兴趣一致的森林碳循环研究的国际顶级专家TomGower教授。而选择森林碳循环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正是王传宽再一次聚焦的结果。
当时国内对于碳循环研究几乎无人关注,但是一直从事生态学研究的王传宽却认为,碳不但是所有生物的构架组分,而且是生命世界的能量载体,碳循环研究应该是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核心内容。为此,他把科研聚焦到当时还很冷门的森林碳循环研究上。在威斯康星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王传宽开阔了眼界,但是因为访学时间所限,他总觉得所接触的领域还不够宽广,于是在1999年初又以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再次进入威斯康星大学继续学习。
王传宽的刻苦工作及优秀成绩,让他的导师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非常欣赏,所以当王传宽提出想要在读博士期间,同时攻读威斯康星大学生物统计学硕士的时候,导师为他提供了全额资助。但导师也提醒他———虽然生态学研究需要用统计学的基础处理大量测定的数据,但是威斯康星大学统计系要求很高,有三分之二的博士研究生无法通过综合考试而被淘汰。如果他决定攻读,就要做好被扒一层皮的思想准备。
那时候的王传宽已经年过35,可是为了同时攻读两个学位,他每天白天要在实验室做科研,晚上则要泡在计算机房里完成统计学的作业。每一门统计学课程的研修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每星期至少一篇结合实际数据分析的大作业、随时出现的课堂速考……经过三年半的努力,王传宽同时获得了林学博士学位和生物统计学硕士学位。很多人都问王传宽,是什么力量让他在国外人地生疏的环境下,用难以想象的付出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王传宽的回答却很简单:“挑夫”从来不期待一步登天,他们只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山顶前进。
■守住初心,就能不惧诱惑
2002年8月,王传宽一边继续开展威斯康星大学的全球变化与森林碳循环研究工作,一边受聘加拿大温尼伯大学特聘讲师,讲授“造林学原理”。当2003年东北林业大学联系王传宽,希望他能够回母校工作的时候,王传宽甚至都没问薪资条件就答应了。“出国之前,东北林业大学时任校长李坚就鼓励我,不论在哪儿都不要忘记祖国,要爱国爱校。”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很多人说王传宽既不爱钱也不爱权。回国以后,王传宽的老师赵惠勋教授曾劝他担任一些行政职务,可是王传宽却直接摇头拒绝:“我不擅长当官儿,我还是适合做科研。”
2006年获得国家杰青、2007年获得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后,王传宽面临的钱权诱惑越来越多,很多单位开出诱人条件请他加入,但他却始终坚守在东北林业大学。他说:“‘挑夫’要有契约精神,既然已经‘挑’上了这副担子,就不能半路撂‘挑子’。”
珍惜时间的王传宽极少参加各种聚会、应酬,甚至还在办公室的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会客时间是9:50—10:20,其他时间请预约”。虽然这个有点“冰冷”的规定起初让很多领导、同事感觉“不适应”,但王传宽却坚决拒绝没有计划的“随便打扰”。问他怕不怕得罪人,他却说:“做好做优我的本职工作,我相信人们都会理解支持的。”
■探索自然,科研没有终点
王传宽不在乎名利,对于生活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所有涉及科研的问题他却严谨到“苛刻”的程度。“求真,是科研人员的底线,也是红线。”只要学生的论文数据稍有不实,王传宽都不会同意他们投稿发表。“老师常说,论文质量是科研人员的名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含糊,烂论文是科研人员一辈子的污点,绝对不能糊弄。”王传宽的学生罗丹丹说。
如今,在王传宽的带领下,他所在的团队已经在“全球变化与森林生态系统互作机理”“碳汇林业理论与技术”“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建立了包括测树学法、生态系统生理学法、涡度协方差法、遥感反演法、生态过程模型法等森林碳循环监测方法体系;系统研究了东北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的时空动态和分异机制;构建了东北主要树种生物量、心材边材异速生长模型,所建模型和建模方法被国内外普遍认可……这些研究,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而收集处理这些基础数据却是个慢工夫———树木的生长需要时间,观测它们的生长规律更需要时间。2004年王传宽刚刚回国担任黑龙江帽儿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的时候,他就在帽儿山种了一片8公顷、包含东北林区主要的11个树种的试验地。那个时候就有人说“等这些树长起来得啥时候?想靠它们出成绩也太慢了。”可是王传宽却没有犹疑:“生态学基础研究必须借助于实验手段,这个试验就算是我用不上,只要后人能用上,也是一样的。”
如今,王传宽当年栽种的树木已经开始发挥它们的科研价值,每天观测的水文、气象、土壤、生物数据为揭开生态系统的面纱提供了基础———树被砍了以后,碳排放是增加还是减少?真菌和细菌谁更喜欢“粗粮”?气候变化会对树木的生长产生哪些作用?人为活动会对森林碳汇带来哪些影响……沉浸在科研中的王传宽觉得自然界就是一本“天书”,需要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
很多人觉得王传宽很“苦”———为保持敏锐的科研洞察力,他保持着每天都要读文献的习惯;为保证科研的真实性,他经常和学生一起上山采集数据;为讲好《普通生态学》《生态学进展》等核心课程,他总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备课,不断更新授课内容……这些外人看来的“苦”,王传宽却觉得很“幸福”:“科研是我的人生追求,每一篇文章都是我们用数据在讲述一个鲜为人知的自然界的故事,其中不仅有无穷的乐趣,更可以为生态学发展培养人才。”
王传宽常说“探索自然,服务人类”是生态科研工作者的使命,而他也总谦虚地表示,生态系统博大精深,认识自然的过程永无止境,所以他的科研一直是进行时。王传宽总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只是因为目标清晰、不断探求,遵守规矩、心无旁骛,坚持不懈、精益求精,才能够步稳行健地挑起生态科研的重担,向着山顶攀登。(孟姝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