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和我同在一个屋檐下有34年了。他在我的印象中，先是同事，接下来是平级教学管理者，再后来是我的领导，如今则是我仰慕的院士。
　　我初来学校不久，担任教研室负责人，当时他的职务可能亦是如此。1995年，他是路桥系副主任，我是外语课部主任。那一年，路桥系举行迎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动员大会，我应邀与会，作了一个发言，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对我的说法公开表示首肯。
　　1997年春天，湖南省教育厅组织部分高校教师到长沙北郊一家优秀企业参观。学校派了三位代表参加。他是其中一位，再就是机械系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我则叨陪末座。人事处说，这是张志沛校长安排的老中青搭配。汽车上，我向他请教，由副教授晋升教授，要在那些方面努力。他很谦虚地进行了解答。1992年，他和我同时评为副教授。翌年，他破格晋升教授。多亏他的指点，1997年7月，我也很荣幸地忝列教授队伍。不过我的年龄比他大了近十个年头。参观完，唐之享副省长在一间比较大的会议室向全体参观者讲话，然后到今朝宾馆就自助餐。那时，他已是校长助理。餐桌旁，他说学校有一个材料需要他整理，于是匆匆吃了点东西，便独自一人提前赶回学校。
　　1999年底，年至花甲的沛公退了下来，他出任校长。我当时是外语系主任。他对外语系很关心，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外语系一定要在申报硕士点上有所突破，如果拿下了硕士点，许多与教学科研相关的工作，开展起来就顺畅多了。在他的不断推动下，2003年，外语系硕士点终于成为现实。那一年秋天，外语系改为外国语学院，我立马回归布衣。他和我的接触渐渐减少，但见了面，还是很客气的，有时甚至还握握手。
　　2009年，他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长理破天荒的奇迹，真替他高兴。2015年12月，他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时，他已经从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一年多了。我逢人便说，这是学校天大的喜事，因为长理总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院士。直到这时，我对他的印象才开始从表面走向深层。他中学毕业后，有过当挖防空洞的小工、修铁路与机场建设的民工，汽修厂的学徒工的经历。1982年，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之一）学士；1986年，湖南大学硕士；2001年，长安大学博士。曾在比利时道路研究所访学一年，365天所做的研究工作竟然比其他研究人员多出一倍。他和他的研究团队以15年的时间攻关，用“以柔治胀”的良策，“治愈”了公路修建中遇到膨胀土“逢堑必滑，有堤必塌”的“顽疾”，由是成为道路交通领域的领军人物。期间，他培养了博士、硕士凡56名。日前，他在岳麓书院讲学，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一名大学生，一定要明确求学的目的性、迫切性、自觉性、艰苦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长为利国利民的有用人才。
　　以改革开放的1978年为起点，40年的时间和空间，见证了他的院士成长过程，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国策的无比正确性和科学性。
　　如今已经过了耳顺之年的他，在院士工作室累了的时候，也会走出来锻炼锻炼身体。他的方法是快走。操场上，只见他一圈接着一圈，步子是那样的迅疾矫健，那样的稳重踏实，那样的信心百倍，仿佛一位年轻人迎着早霞中的一轮红日，正在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