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我的穷母校
我的母校兰州大学今年9月刚度过百年庆典,因为琐事缠身,很遗憾未能赶回去。此前6月底,为校庆专门回去了一趟,但行程匆匆,很可惜没能去本科生聚集的夏官营校区。
对兰大来说,刚刚结束的两院院士增选,算是给百年庆典带来一点余庆。2009年新增院士,兰大教授科学院院士2名,和中大、清华、北大并列第一,加上工程院院士共3名,排在清华(4名)之后。
当然,院士当选人数并不是一个学校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但考虑到我的母校是一所穷大学,这点成绩对发达地区的高校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对兰大来说,尤其不容易,因为近20年来,兰大的优秀教师向发达地区流动的速度是惊人的。
说兰大穷,有两个指标。一是她在全国名校中,所处的城市是最为闭塞和贫穷的,全国的省会,欠发达和闭塞程度,除了拉萨、西宁、银川,恐怕就是兰州了。尤其近十几年来,中央和地方联合办学,受地域影响就更严重了。其二是指她的学生构成。我在校的时候,全宿舍几位中文系的兄弟全部来自农村,全班差不多70%来自农村,剩下的30%来自小城镇,来自大都市的只有一位重庆兄弟。如果说20年前城乡之间高等教育的不公平还不突出,近十年来可说高校农村生源比例急剧缩小,即使这样,现在兰大的农村生源依然占到60%左右,其中贫困生近30%。我当记者时主要报道教育领域的新闻,每次教育部发布高校助学贷款新闻时,兰大总是作为第一个例子。
这样一所穷地方办给穷人读的大学,每一点成绩都值得鼓励。也许因为是穷大学,她的气质就难以避免地是低调、朴实,说得不好听的一点就是“土气”。
我更为看重的是这次院士增选,各大学本科校友的人数。因为这次当选的两院院士绝大多数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进高校的———少数院士是文革前或文革中接受本专科教育,1977年读的研究生。因为现在中国学术的中坚力量由这一部分人组成,而本科教育对一个人来说,应当是最重要的,尤其对科学家来说,那是其从事科研的基础教育。
这次增选的两院院士,恢复高考制度后本科在兰大毕业的校友,中科院院士2名(现在兰大任教的涂永强和在南开任教的周其林,两人为兰大78级有机化学专业的同班同学),排第二,次于吉林大学本科毕业的3名。加上工程院院士为3名,排第五 (清华7名,北大、华中科大、哈工大各4名)。
从增选的两院院士所毕业的本科院校,基本上可看出1977年到1989年全国各重点院校的学风和教学质量,因为那时候各校还都以本科教育为主,不像现在都在建“研究型大学”,许多大学研究生招生数量已经超过本科生。除北大、清华这两校外,本科校友当选两院院士的排前16位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兰州大学(4名)中国科技大学、吉林大学(3名 )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南昌大学(2名)。
令人惊讶的是,像甘肃农业大学这样和兰大同处甘肃的普通院校,竟然有两位本科校友入选院士(一科学院一工程院)。可见在1977年至1989年的本科教育质量,和大学地域分布关系不是很大,相反,地处欠发达地区的院校,其学生更为勤奋刻苦。
从 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可分三个阶段。1977年至1989年为一个阶段;1989年至1999年扩招为第二阶段,1999年扩招后,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我的母校和多数兄弟院校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第二、第三阶段的教育成果,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祝福我的穷母校,你向世人证明了,穷地方也能办一所不错的学校。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兰大中文系1993届毕业生。知名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家。现为教育部所属语文出版社文化图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