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4年7月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当时，大学毕业生还少，“物以稀为贵”，大学毕业后由国家安排工作，大多进入政府机关或高校任教。同班同学大多选择留在省城广州工作，我却选择了回家乡湛江。这在当时算是“人往低处走”了。
　　回到湛江，先是到市政府人事局报到，听候工作安排。人事局接待我的同志显得很热情，说：“如今大学生少，而需要大学生的部门、单位很多。市政府要人，市委也要人。你想到市政府，还是想到市委？”
　　我性格文静内向，爱好读书写作，觉得机关工作，无论是市政府还是市委，无非就是从早到晚坐办公室，看文件报纸，开会，出差办事。此非我之所好。我问：“可以到高校教书吗？”
　　“当然可以！雷州师专就很需要老师。”
　　我就这样背着行囊来到了雷州师专，选择了教书育人作为自己工作的开始。到如今，我在讲台上一站就站了30多年！
　　这期间，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姊妹，都曾有人劝过我改行（当时流行的说法叫“跳槽”）。以当时的本校（当时本校全称是“雷州师范专科学校”，简称是“雷州师专”或“雷师”）教师而言，“跳槽”者还真不少！有人决定出国。一位英语系姓黎的青年老师就说：“出国去扛死尸也比在这里当教师好！”这话并非全无道理。
　　要知道，那时，一个初入高校工作的青年教师，每月工资才180多元！这180多元工资，一个人生活已是“紧巴巴”的，而我却要靠这180多元养三张口：妹妹在附中读书；新婚的妻子已下岗，待业在家，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有人通过熟人关系调往政府机关或其他相对于学校这“清水衙门”而言属于“肥缺”的单位；有人则通过日夜攻读，考取研究生，重新飞向大城市，逃离这“鬼地方”……当时的雷州师专，说是个“鬼地方”也不算太夸张。学校的大门口就很寒酸，不像样，既狭隘又破旧，毫无“气派”可言；学校的范围就如今的燕岭区那么一小块，说是“巴掌大”也可以；行政办公楼是一座老旧的三层木构建筑，上下楼踩踏的是“吱吱”作响的木楼梯，好像整座楼都在晃动。听说这学校是由原来一个机械厂（好像叫“糖机厂”）搬迁改造而来的，厂房的机器搬走了，摆上一些桌子、凳子，挂上一块黑板，就成了教室；电灯、光管是原来工厂留下的，吊得高高的，因此，上课总有昏暗之感；不少教室连扩音设备都没有，与如今的灯光通明，椅子桌子坚固锃亮，麦克风设备良好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了！教师的住宿条件也差，最高级的就是几座“讲师楼”，三房一厅，很狭窄，人称“白鸽笼”。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白鸽笼”，也只有先来的，有“讲师”职称的教师才有资格住。那时学校的教师，讲师多，副教授少，教授则是寥若晨星，凤毛麟角，好像只有一两名或两三名；多的则是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青年教师，见习助教或助教。助教只有资格两人或三人住一间由原来的工人宿舍改造而来的平房，平房的前后就是杂草丛生，沟水横流。老鼠大白天也在“闲庭信步”，优哉游哉，全无怕人之意，因为到处是破房、漏洞、臭水沟，逃之甚便。这样的工作生活环境，也难怪许多初来乍到的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要“逃之夭夭”了。谁能想到，经过数年的寒窗苦读，竟然是落到这样一个荒凉而又寒酸的单位来工作！
　　与他人不同，我或许是出自条件艰苦的农场的缘故，对于这样的环境及条件，并没有太多的失落感，反而有一种“满足感”。毕竟，与“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晒雨淋、风吹汗浸的农场工人的艰苦劳作相比，能在日不晒、雨不淋的讲台上讲课，于我而言，已是“不是神仙，胜似神仙”了！从此，我就是一名大学教师了！大学教师不仅在我个人心目中，而且在我农场家乡父老乡亲的心目中，也是神圣的职业。在家乡，有父老乡亲羡慕地对我说：“你是出自我们农场的第一个大学老师！”我闻言，无限自豪感由心底升起。
　　岁月在渐渐流逝。教学工作之余，我逐渐意识到了职称的重要。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一大不同之处就是要“双肩挑”，既要教学，又要科研。想要得到良好的待遇，就必须“评职称”。工资多少，住房规格是与职称相“挂钩”
　　的。助教只能住平房，讲师住三房一厅，副教授住四房两厅。于是，职称问题便摆到了我的“议事日程”。我知道，要评上职称，就要懂得写学术论文，要有文章发表。没有文章发表，不管教了多少年书，教的多么好，职称评审时，专家不给你投票，职称只能是“画饼充饥”。
　　要在学术上有进步，有“造诣”，就不得不进修。于是，经过复习备考，我顺利考上了江西大学（现改名南昌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助教进修班。历经一年半，学习了十余门硕士研究生课程，顺利拿到了结业证书，重又回到雷州师专政史系来工作。
　　助教进修班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得到导师的指引，逐渐走上了学术之路。
　　说真的，我原来对于学术几乎是无知，也毫不感兴趣。那时，我感兴趣的是文学，幻想的是成为一名文学家。中学时代，我的擅长就是写作。作文常常被老师拿到讲台上去当众宣读，甚至被农场主管学校教育的宣教科用蜡笔蜡纸刻印了散发给农场的几所中学的文科班学生作为学习资料。在农场几所中学联合举行的征文比赛中，我写的文章也常常获得特等奖或一等奖。因此便有些“飘飘然”的感觉，认为自己浑身都是“文学细胞”，说不定是日后著名作家的料呢！因此，虽因高考“失手”，语文科未能考得高分，未能如愿报读大学中文专业，不得已选读了历史专业，然而，我的文学之梦始终挥之不去。大学读书期间也罢，到单位工作之初也罢，我热衷于看的多是非专业的文学之书，诸如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家》、《春秋》等等，写的也是充满了幻想的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但当我明白了作为一名大学教师，需要的是学术研究而不是幻想与艺术之后，就不得不忍痛割爱，开始攀爬学术殿堂的阶梯了。
　　我向当时给我们上《宋代经济史》课的一位姓俞（名兆鹏）的教授请教学术研究应该怎么搞。俞教授告诉我，第一步，要多读别人写的文章，尤其是著名史学家的文章以及专著，使自己增长“学术细胞”；第二步是选择确定一个正确合理的研究方向，持之以恒地去研究，就一定会有收获！
　　我说，我对中国古代史较感兴趣，但中国古代史，无论哪一阶段，例如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明清史等等，出版的著作，发表的论文都不知有多少，看都看不过来，怎么去“言人之所未言，见人之所未见”呢？
　　俞教授微笑着对我说：“我给你指一条路。如果你真的能脚踏实地地往这条路上走，一定很快就有收获。唐末、五代十国这段历史，由于是战乱，分裂割据，给人‘乱糟糟’的感觉。许多人对于这段历史都是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有关这段历史的专著及论文都很少。你无需花太多的时间就能把这些研究成果阅读一遍，然后就可以选取一些前人未涉及的问题搞研究，写文章，就很容易出成果。”
　　我接受了俞教授的指点迷津，选定了五代十国这段历史作为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阵地，开始查阅抄录论文索引，买相关的论著阅读，复印论文，日夜攻读。不久，我撰写的学术论文由于多具备创新性，便一篇一篇地开始发表。经过近30年的研究，我在《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内蒙古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宗教学研究》、《广西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并将其中发表过的有关五代十国历史的文章60余篇交付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成《五代史研究（上）》、《五代史研究（中）》、《五代史研究（下）》三册，2013年9月精装出版，在海外发行。
　　之后，我又根据自己从事地方史教学的实际，开展地方史研究，先后出版了《广东地方史·古代部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10月版）；接着又开展对雷州半岛历史文化的研究，撰写了10余篇论文，结集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成《宋元明清雷州历史文化研究》（2014年9月版）；又对粤西地区历史文化展开研究，撰写了20余篇论文，结集出版成《宋元明清粤西历史文化研究 （上）》、《宋元明清粤西历史文化研究 （下）》（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9月版）。目前，我又全力以赴投入了对粤北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
　　迄今，教学与科研已成为我的“两条腿”。凭着这两条腿，我走在高等教育这条康庄大道上就有了一种扎实感，有了一种收获感。
　　我热爱教育与学术工作。如果真的有来世的话，来世我仍然选择教育与科研作为自己努力与奋斗的两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