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O———二OO九，新世纪第一个十年。
　　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后一年几乎最后一天的夜晚，我在看上个世纪最后一年即一九九九年最后一天的夜晚发生的事———村上春树有一篇用英文写的短篇小说：“LosingBlue”，翻译过来大约是“消失的蓝色”。小说很短。一九九九年最后一天的夜晚，男主人公“我”熨衣服时间里，蓝色消失了。蓝色渐渐变淡，最后彻底消失，“一如机械装置里的电池完全耗尽，又好像交响乐队的指挥在演奏当中改变主意，指挥棒忽然停住不动”。结果，手中蓝橙两色条纹衬衫变成了白橙两色条纹衬衫。为进一步确认蓝色是否真的消失，“我”走进书房找出影集。影集里有“我”和几天前吵架散伙的女朋友一起在夏威夷海滩拍的照片。“不料那里已找不见蓝色的大海。戴着太阳镜手拿MAITA’I玻璃杯嘻皮笑脸的我脸背后横亘着无异于西伯利亚冰原的白茫茫的荒野”。于是我给几个朋友打电话想问他们那里蓝色消失了没有，却一个也没找到。硬着头皮给已散伙的女朋友打电话，对方大发脾气，说在这全世界都在撒欢儿庆贺的二十世纪最后一夜“蓝色没了又怎么样？”
　　“我”裹起大衣走到门外。冷得针扎似的。时针指向十一时半。街上也没有蓝色。原本蓝色的地铁车厢、原本身穿蓝色制服的站务员、原本蓝色的车票，现在统统变成白色的了，“这让我想起老记录片上的斯大林格勒冬季保卫战”。最后我打电话给总理大臣，电脑模拟的总理大臣语声告诉“我”：凡有形之物必然消失，为什么蓝色就消失不得呢？“不久，满城的钟声打响十二点。众人一齐欢呼、歌唱、扔东西、互相拥抱、拔开香槟塞。谁都没注意什么蓝色的消失。然而蓝色消失了。我悄声自语，那可是我喜欢的颜色。”
　　说实话，村上所有短篇中，最让我感同身受的就是这篇。在上个世纪最后一天的夜晚或新世纪第一天的凌晨，我的处境和心情与之大同小异。当外面的鞭炮声欢呼声响起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空屋子里默默发呆。是的，一个人。一个人从广州刚来青岛不久，住在冷清清的小套间里。房间除了被学校淘汰的一张木床、一张木桌和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惟一的电器品是桌上的台灯。《消失的蓝色》中的“我”毕竟还可以给吵架散伙的女朋友打电话，而这个我连那样的对象也没有，甚至电话也没有。一切都消失了，一切。惟独比那个“我”幸运的，是蓝色没有消失。前面就是大海，蓝色的大海，即使夜晚我也知道海是蓝色的。白天就更不用说了。我每每站在窗前或推开阳台门站在外面看海。尽管是一楼，但由于地势高且前面没有阻隔，几百米开外的海就在眼前、胸前，浪花几乎打湿衣领，溅上脸颊，甚至飞进嘴里。海水真蓝。蓝得无法形容。不是晴空的蔚蓝，不是夜空的黛蓝，不是宝石的翠蓝。总之就是蓝。看着看着，好像自己也变蓝了，变成“蓝精灵”。我知道，如果没有那片蓝色，我恐怕很难熬过人生中那段最灰暗、凄苦和孤独的日子。我必须感谢蓝色。
　　然而，在十年后的现在，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消失的今天，那片蓝色抢先消失了，LosingBlue。此刻，我住在距十年前那个小套间不到一百米的楼房里，地势更高，楼层也更高，视野当然更开阔。然而海不见了，蓝色消失了。也不是一开始就完全消失的。两年前还可以勉强窥见蓝色海面的一角，故而书房取名为窥海斋。而现在窥不见了。那么，窥见的———其实是望见的———是什么呢？是施工中的混凝土建筑物。它紧贴海岸线拨地而起，比肩接踵，巍巍然，凛凛然，森森然。那气势，就好像一大排阿诺德·施瓦辛格雄纠纠气昂昂黑魆魆挡住幼儿园小朋友的去路，并且以幸灾乐祸的笑容冷冷俯视大家的哭闹和抗议。
　　曾几何时，看书看累了或写东西写累了，我就往窗外看上一眼———从两座六层高公寓楼的红色尖顶之间远远窥看大海。朝暾初上之际，那里碧波粼粼，灿然生辉；日上中天之时，但见水天一色，白云悠悠；及至日暮时分，又生出半江残照的诗情画意。偶尔，那三角形海面甚至会出现孤帆远影或海鸥独悬的绝妙景观，如梦如幻。于是疲劳顿消，让人思接千载，让人妙笔生花，让人宠辱皆忘。
　　从此往后，我就将面对那堵劈头盖脸的混凝土隔离墙看书写作了。或许，眼下还算好的，而若将来整个镶了玻璃墙幕上去，太阳一照，金光四射，我势必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我眼前已清楚浮现出了戴着深色墨镜坐在书桌前抓耳挠腮的可怜的自己。
　　大海消失了，蓝色消失了，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借用村上的话说，“那可是我喜欢的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