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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


  10月15日,温儒敏教授应山东大学文学院之邀为大家带来了题为“‘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的学术讲座。讲座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针对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如何尽快进入学术研究的状态提出建议;第二,简谈“文学生活”的概念与意义,及其对文学史研究的种种影响。
  对博士生进入研究状态的几点建议
  第一,博士研究生应力争在四年之内形成自己的研究格局,这是比较高的标准。比较低的标准是花四年的时间完成论文,答辩过关毕业后找一份工作。但是,培养研究生标准应该定得高一些。什么是研究格局呢?它包括个人的研究兴趣,关注的课题、领域,采用的研究方法等。著名学者王瑶曾说过,一个博士研究生学成之后,一般用上十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可以在专业方面拥有一定的发言权。获得发言权,靠实力、靠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靠同行评议。如果在你的学科领域,别人一提起来某个课题,就知道是你做的研究、是你较为擅长的方向,才叫有发言权。可以说,博士论文是博士生日后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门票”。拥有“门票”,进入“领域”以后,能不能展示出自己的研究格局,得到同行的认可,还是要看自身的实力和论文的质量。现在有不少博士论文完成后,就直接存进图书馆,即使后来得以出版,也没有什么人过问。将来遇到同行询问:你是研究什么的?自己也搞不清楚。这就是没有形成研究格局。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研究生阶段,选取的研究范围、写作的论文,没有达到相应的要求和质量;二是选择的研究题目有问题。研究格局和博士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关系非常大,一定要重视。博士生的选题要谨慎、认真,一旦确定下来,就奔着这个方向做研究了。这不只是能不能毕业的问题,它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到一个博士生今后在这个学科的位置。因此,博士论文的选题要适合自己,应该选最能发挥自身特长、最愿意去下功夫做的。据说有些同学,读到博士第三年才匆匆忙忙确定题目,这样“硬做”论文,即使最后侥幸通过了答辩,也是很别扭的。
  研究格局一定要适合自己,做博士论文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有些同学在博士一年级确定论文选题的时候,总是在想哪个题目没人做过,哪个题目比较容易通过。如果老想这样的问题,格局就小了。一年级的博士生,不要在入校后就一头扎进某个课题中去,而应该先大致熟悉一下本学科、本专业的状态,包括它的历史、现状、热点、争议点等,然后再去寻找“缝隙”,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有前景的“生长点”。与此同时,作为文科老师,导师也应该帮助学生去寻找,不要轻易地带着博士生做课题,草草了事,这样对学生的发展也不利。
  第二,博士生必须有自己的目标和计划。计划分为长计划和短计划,长计划可以是四年的学习计划,短计划可以是一个学期、甚至一个月的。现在每一位硕士生、博士生都有自己的培养方案,有的培养方案不一定是经过认真准备的,亦不是很有针对性。学生应该和老师商量,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研究计划,按照计划来约束自己。没有目标、没有计划的人,做事拖拖拉拉,成功率是很低的。除了听英语、政治和专业课之外,如何协调、利用好时间,主要补哪方面的知识短板等,都应该包含在计划之内。
  今天的社会比较浮躁,外界的诱惑太多,人们的时间都切分得很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生,虽然天天搞政治运动,也能挤出不少时间来读书。现在生活好了,假期多了,学生放长假回校就得花很多天收心。时代在变化,生活状态随之改变,但想要做学问的话,依旧是要下苦功夫的,靠投机取巧绝对不行。
  第三,要给自己定一个书目。有的老师非常负责,会认真了解学生的情况,提出阅读建议;也有的老师特别忙,顾不上为学生列书单,这不能完全责备老师。作为博士生,可以自己列书单;可以主动和老师商量,共同列出一个有针对性的、适合自己的书目。一定要重视书目,入学后两个月内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阅读书目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好像三个同心圆圈。最外围的部分应关注相关学科。譬如说,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是先秦两汉,相关学科是什么呢?此外,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古典文献学,甚至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拓展阅读,都是外围部分。最外围的圆圈很重要,往往也是短板,现在常说很多学生读书太少,意思是这个圈不够大。第二个圈应与专业方向直接相关,包括该方向一些代表性专家学者的研究著作,以及业内认为必须要了解和阅读的书目。还以古代文学为例,做先秦两汉方向的,基本功得过关,如果连古书都没读过几种,连古汉语都不过关,怎么搞研究呢?古代文学里的魏晋、唐宋、元明清、近代几个分段的书也要读,可能不如先秦两汉那么专,但必须要有所了解。第三个核心的圈,就是博士论文、研究格局以及可能感兴趣的地方。其实,最外面的那个圈,范围可以更广,多读一些杂书,寻找一些观点、理论的刺激,让自己的思维活跃起来。读一些和自己专业没多大关系的书,比如一些理工类学科的发展史、科技史等,读完之后,对人、时间和空间的感觉会有所变化,某种意义上世界观也会改变。
  现在有少数研究生一入校就做论文,读书指向性很明确,这是“职业性阅读”,而不是自由阅读。自由阅读是没有目的的,它可以滋养心灵,让思维丰富活跃。如果是有目的的阅读、为做论文阅读,论文是写出来了,但肯定是没有“活气”的,结果是造成思维定格了,习惯形成了,还搭上了三四年的时间。还有部分研究生,招进来以后发现他们的阅读面太窄,连基本的知识都不懂,这些学生毕业后很可能要去教书、搞研究的,读书少怎么发展啊?所以说,读书非常重要,定书目也很重要,定的书目还要兼顾拾遗补缺。读拾遗补缺的书目花不了多少时间,也不需要太深的研究。
  第四,注意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现在西方学界的一些观点、甚至汉学家的研究方法都已进入中国。各种研究方法都可以接触,但最主要的还是找到适合自己论文题目的方法。如果用一种很新的西方文学理论解读李白的诗,乍一看可能挺有意思,但这种理论未必适合解释唐代诗歌。
  要特别注意读书方法。首先本专业最基本的书要认真读,本科、硕士阶段没有好好读的,到了博士阶段,必须加班加点认真补上这一课。有的博士生连《论语》《孟子》都没有完整读过,《左传》也仅仅是在中学读的那几篇。北大陈平原教授有次考试出了一道题:从中国文学作品当中选取篇章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讽刺”。结果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选的例子是《儒林外史》中的篇目《范进中举》。这说明学生的阅读存在很大的问题。《范进中举》是中学教材里选的篇目,只知道中学学的篇目,本科似乎没有好好学。
  其次,读书要注重知识结构的相对完整。做哪个专业方向的研究,就要把与专业相关的书通读一遍,不要零敲碎打,更不能到用时才去搜百度。博士生如果遇到不懂的问题临时找百度,依靠百度搜索来写文章,是绝对不合格的。可以利用百度作为线索寻找资料,但靠百度填充知识缺陷,是不可靠的。要熟悉基本的知识结构,提及某个有关中国文学、文化方面的问题,十几秒钟内定位到哪一本书的哪一部分,才是本事。这个能力本应在本科阶段就培养起来,但现在连博士生也需要提高。
  再者,要善于将精读和浏览结合起来。有很多书可以读得很快,浏览之后有个印象,不需要读得特别精细。有些人从小学中学读到博士,读书还是很慢。没有大量的快速阅读来拓宽知识面,思维也活跃不起来。近期教育部正在组织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编入了多种阅读方法,要教中学生拆读、跳读,学会比较阅读。有些书读过留有印象,也许哪天就能用到,即是用不到,读过的内容也会沉淀下来,成为知识结构中潜在的部分。最后,要做读书笔记。有很多书很厚,要学会快速地把书读薄。读书笔记可以记在纸上、录入电脑,做卡片也是很好的。把读书卡片做上编号,分成几层目录,用的时候像打扑克似的,找起来或许比电脑里的文件夹更直观些。记录卡片的过程中,也能沉淀一些知识,虽说是一个笨方法,其实也是一种思维的训练。
  此外,还有一个做研究的小方法。研究某个问题,可以找一篇相关的概论来看,概论要快速浏览,掌握大体的轮廓,从中发现一些单元和线索,顺着线索去找代表性的作品来看。假设我要探讨《诗经》的某个问题,也没有接触过《诗经》,可以借一本研究《诗经》的代表性小册子来读一读,顺着书中提供的线索找一些研究《诗经》的论文来看。学现代当代文学的学生要看一些原版书、古旧的期刊之类,学古代文学的要看线装书,这样才能把自己拉回到历史的状态当中去。总之,养成读书的习惯,把多种读书方法一并用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比做四年的论文还重要得多。
  第五,正确使用互联网。互联网为人类的交流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使用互联网要十分谨慎。不要拼贴化、碎片化地利用网上的资料,碎片式的拼贴会影响我们的研究和思维方式。在网络上查找资料,结论往往是一步到位,只有结果没有过程,中间缺少了做学问的感觉,这样一辈子也摸不着做学问的门。互联网可以作为一个工具来用,但是不要过度地依赖它,什么都图方便。做人文社科的学问有它自身的乐趣,有时候过程是很美丽的。
  第六,要寻找目标感,摆正心态。博士学业期间的目标之一是做学问、写论文,但最好有更远大的理想,有社会关怀和某种使命感。目标定得高一些,或许做研究的动力会成倍地增长。国家培养一个博士生不容易,未来应该为国家、为社会做一两件实实在在的、有贡献的事,不要只是为了自己生活得体面富足。还要懂得感恩,要感谢父母师友,感谢帮助过你的人,感谢社会,不要成天抱怨。如今中华民族有了一定的实力,国家发展得也很不错,普通百姓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未能解决,我们应该关注社会,支持国家,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做学问固然很好,但做学问也是有杀伤力的。有的人做学问特别专注,就可能学“傻”了,生活上和精神上似乎不太正常。博士生在求学的四年里,要尽量摆脱流俗的文化,要生活得阳光、健康一点。现在研究生中有精神问题的人占的比重加大,焦虑症、抑郁症都有,甚至有人想自杀。有数据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大,去精神科看焦虑症的人大约占百分之一,现在这个比例大约是百分之十七。宁可学问做不好,也要做一个正常人。要培养自制力,注意心理健康,四年静下心来,平平安安度过最好。
  “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
  第一,关于“文学生活”的概念和意义。作为学术概念,它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接受、消费等活动,也牵涉到文学的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等,它是文学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表现、影响、渗透的情况。专业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譬如作家写小说,诗人写诗,评论家发表批评的文字,是文学生活的一部分;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历史的写作,涉及文学的教学活动等,也可算作广义上的文学生活。但“文学生活”这个概念,主要不是指这些相对专业的活动,而是关注社会上的文学生活。以前学界对“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关注比较少,因此“文学生活”的概念是带有“文学的民生”的含义的。文学生活的核心之一是文学消费,普通民众是怎么读文学的,他们是怎么期望文学的,这些问题都很有针对性。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文学生活,只不过大多数人不一定能自觉地意识到。家长教孩子读诗词,是文学生活;大学生在微信上看文章、看好玩的段子,是文学生活;你的父母在家看电视连续剧,还是文学生活。总之,提出“文学生活”这一课题,主张走向“田野调查”,实际上是想要了解普通民众、社会大众对文学的接受、消费和诉求等方面的情况。
  “文学生活”的提出,对研究生选择课题也有一定的启发性。现在文学研究多少存在陈陈相因的问题。天下的题目似乎都被别人做得差不多了。学术界现在有“兜圈子”的情况,即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的圈子里转来转去,圈外普通读者的反应好像就没什么人去关注了。还以唐诗为例,多数人选择研究唐诗的产生、流变、对后世的影响等,这些题目很快被做完,但有个方面少有人关注并做过比较实在的研究,就是唐诗在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结构里,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大多数人都在关注它的版本、语言、艺术特点,书中的“义气”对传统中国人的精神结构的影响也很大,至于《三国演义》和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关系,就很少有人系统地调查研究了。再比如莫言,近年来学界研究、评论这位诺奖得主的文章、专著不少,或探讨其作品特色,或评说其创作渊源,或论证其文坛地位等,大多也都是围绕莫言的创作而发生的各种论述,普通读者如何“消费”莫言、莫言在当代国民“文学生活”中构成何种程度的影响,需要人去关注。
  在文学研究和阅读中,读者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读者也分为理想读者和非理想读者。非理想读者就是专业读者,他们的思考和研究是从专业角度出发,比如从文学史、文学理论的角度来切入,这与普通大众非专业的接受有很大不同。没有受过文学训练的人有时候可能就是理想读者,他们的阅读是一种自然的反映。我们做过调查,大家所熟知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不光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就是在社会上的图书馆中,出借率也是最高的。是大学生和农民工人群中,阅读量最多的书目之一;该书自出版至今三十多年,一直畅销不衰。但是,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和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编写的当代文学史教材,以及其他几种当代文学史书目,对《平凡的世界》一书几乎都不怎么提及,即使提到也只是出现在页下的注解当中,或者正文中仅有只言片语。这就是专业读者和非专业读者的区别。有的专业读者说,《平凡的世界》艺术性不是很高,文字中充斥着一些套路,但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这部作品拥有相当多的读者,感动、激励了许多读者。
  文学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还有审美和娱乐功能。唐诗就含有娱乐的功能,它的格律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游戏。现在专业阅读是高端的、引导性的阅读,但有时候也是不全面的,没有兼顾到普通国民的阅读,所以我们提出“文学生活”,也是希望被考察的“接受主体”,不要只是批评家与学者的专业反应,不要只局限于报纸刊物上发表出来的研究、评论文章,可以适当吸收“接受美学”的精义与方法,但也要拓宽眼界,照顾到普通读者的反应,这样才是更完整的“文学接受”研究。应该说提出文学生活的概念和意义,可以给研究者拓展思路。
  第二,“文学生活”的提出将丰富文学史的写作。现当代文学史大约也就百年,由于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大部分文学史的编写模式都是“思潮流派”加上“作家作品”,极少有人关注到普通读者的反应和当时文学的消费情况。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的体例也是“文学思潮、作家作品、文体”三维结构,几乎都是围绕作品、评论来进行的——讨论一位作家,就是分析鉴赏这位作家的代表作,说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使用最多的材料还是评论家的言说,很少照顾到一般读者的反应。书中谈鲁迅的一章提到了《阿Q正传》一文九十多年来读者接受的情况,但此处提到的“读者”也几乎都是指批评家,并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文人郁达夫,曾经拥有巨大的读者群。郁达夫有点像现在微博的作者,有很多“粉丝”跟踪阅读,但现在的文学史并没有把“郁达夫热”这一状态完整地反映出来,也未将它作为一个热点来讨论。今后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拓展一点,除了同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对话,还应该关注同时期大量匿名读者的阅读行为,以及这些阅读行为流露出来的普遍趣味、审美与判断,不要只写评论家的阐释史,也要写隐藏的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史。再比如茅盾的《子夜》,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读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现在中学生、大学生如何读《子夜》?他们喜欢或者不喜欢,读得进去或者读不进去,可以把这些状况写进文学史里。今后文学史的写作如果加上这样的内容,就更丰富了。
  第三,文学生活研究的眼界,要求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进行调整。文学生活的研究会拓展我们的视野,它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既是文学的研究,同时也是社会学的研究,亦可以称之“文学社会学”。文学生活研究关心的并不仅是专业人士的阅读个性,而是众多匿名读者的自然反应,包括普通读者、文学生产者和传播者,文学活动变成了社会化的过程。可以通过调查问卷、个案调查、访谈,收集、统计、分析大量的数据,来论证某个事实。文学生活的研究是有难度的,需要具备某些跨学科的知识与能力。前几年山大文学院的几位老师一同帮忙做了些调查,通过问卷、样本来做数据分析,结合了社会学的很多知识和方法。这对于中文系的师生来说是一个考验,我们以前都是习惯从书籍、报纸刊物里寻找材料。这样一来,中文系的学生就需要认真上一些社会学的课,希望博士生在做文学生活研究的时候适当学一点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这也是个不小的挑战。也可以邀请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专家加入“文学生活”的研究。
  第四,文学生活研究可能会引出大量新的课题。由于文学生活关注的是文学的生产、传播、阅读、消费、影响等,还关注社会文化生活或人的精神结构的某些部分,这样一来文学研究就将展示它的新生面。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了一些作品,像《青春之歌》《红岩》等,都有过巨大的社会影响。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读过其中的一两本,但觉得其中某些情节不能理解,为什么当年他们的父辈、祖辈那代人会那么疯狂呢?是因为意识形态吗?是立足政治的宣传行为吗?并不是。这些书满足了那一代人的审美需求,不能说那时的审美就低级,现在的审美就高级,审美是有时代性的,但并无高下之分。《青春之歌》于1958年出版。那时候学校也没有钱大批买书,就买了几本,老师们把其中一两本撕开,从头开始,每天往布告栏上贴,今天贴二十页,明天贴二十页,同学们每天像看电视连续剧一样看那二十页,就这样把《青春之歌》读完了。“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等文学作品,对那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影响很大,满足了他们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审美心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现在讨论《青春之歌》,有没有考虑那一代人的审美需求呢?所以文学生活,要尊重历史,要回到不同时期审美生活当中,做认真的调查研究,我们有理由期待那种知人论世的文学史,期待那种能真实显示曾经有过的文学生活的“图景”。
  当代的文学现象也有很多是值得研究的。现在我国每年生产三千多部小说,小说怎样发行,如何生产、销售,怎么传播,什么人在读,畅销小说到底在哪里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和关注,普通读者的反应和批评家的评说之间存在哪些差异,以及畅销书、通俗文学的产出与“出版工作室”及“图书销售渠道”的关系等话题,都值得去关注。在做文学生活调查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些改变我们刻板印象的现象:有些农民工,可能仅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他们读书的情况,甚至比一些公司白领都要好,当然可能他们多半是读小说,不是特别深奥的书。中、小学生读者群当中,作品最畅销的一位作家叫杨红樱,她的笔下有马小跳这样深受低龄读者喜爱的人物。当下畅销的杂志也有很多,如《故事会》《知音》《家庭》《意林》《读者》《萌芽》等,都可以探讨一下,它们为什么会畅销。去年遇到一位博士生,研究“《知音》现象”:《知音》杂志月发行量达600万册,居世界期刊发行量第五位。调查发现,《知音》的读者群以三十多岁的中青年女性居多,多数是公司职员;受教育水平为大专及以下水平的读者占较大比例。这种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文学阅读情况研究既有趣、也很有价值。据山大提供的某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当下有93%的中学生知道郭敬明。了解郭敬明的主要渠道是阅读郭敬明的作品及其编辑的书刊,其次是通过电视、网络、同学朋友介绍等。有受访者谈道,在中学校园,几乎人人都在看郭敬明的作品,但很多学生对郭敬明的大红大紫难以理解,都是在从众心理和好奇心的推动下接触郭敬明的作品的。为何会出现“郭敬明热”?从文学角度看,郭敬明会讲故事,其作品多写青春校园的曲折离奇故事,与校园现实生活有距离,甚至有意“对抗”现下的教育,使得青春期有些叛逆心理的中学生颇为向往。而其“一半明媚,一半忧伤”的文字,对于中学生来说又有独特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调动中学生参与文学生活的积极性,但是过度模仿也使“郭敬明热”显得复杂。这也是千百万中学生的“文学生活”,是值得研究的题目,可惜我们关注不够,很少真正重视并且进入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第五,其他学科也可以引入文学生活的视野。当年闻一多研究《诗经》,人们觉得很新鲜。他应用了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知识,采用了对文学生活的“反顾”的方法——回到古代研究古代文学作品,用朴素的推理寻找《诗经》在当时产生、传播的情况。西周时期的人怎么读《诗经》中的作品,《诗经》对当时以及秦汉以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如何起作用的,这就是文学生活的研究。还有赋体文,以前的文学史认为赋是贵族的作品,是形式主义的歌功颂德,对它的评价普遍偏低。但赋这种文体形式,对中国人的语言习惯、精神生活和文化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点儿也不比诗歌对国人的影响小。像门板上贴的对联,写作时的排比句、四字句,与赋对中国人思维结构的影响都有关系。北宋著名词人、以“白衣卿相”自诩的柳永,他的词作上承敦煌曲,多用民间口语“俚词”,下开金元曲,又喜用新腔,旖旎近情,在当时流播极广,是“流行歌曲”,与温柔敦厚的“诗教”是相悖的,自然不登大雅之堂。对柳永就不能止于文本分析,而一定要适当联系和想象当年的“文学生活”,才比较贴切到位。首都师范大学吴淑玲博士出了本著作《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书中讨论了唐诗传播的物质载体——纸张、诗板、诗碑和诗屏,非物质载体——音乐,唐诗传播的制度凭藉——驿传,唐诗传播的社会风气——传抄;讨论了唐手写本诗文的版式、装帧,唐手写本诗文与宋代印本诗文版式、装帧之关系。还特别讨论了唐代的诗歌传播渠道,包括官署与官员的汇集和播散,士人之间的互相交流,唐代书肆经营的唐人诗集,民间的传写、诵读和传唱;讨论了唐人的诗歌传播趣尚,包括从唐人选唐诗、从唐人诗序、从敦煌诗文写卷几方面看唐诗传播趣尚;还讨论了唐诗如何“诗化”了唐人的生活。全书全面地再现了唐诗的传播世界,也就呈现了唐代“文学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的研究显然走出了历来只注重文本文献考索或者源流梳理的路数。建议古代文学方向的博士生们,可适当关注文学作品在当时与当下的巨大影响:它是从哪些方面、什么程度上进入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读者们又是怎么消费它的。
  近期正在修订的部编版中小学语文教材,古诗词占的比重在增加。孩子从小开始读诗,家长们爱让孩子读王维、李白、杜甫,而不让他们读艾青、郭沫若、穆旦,为什么呢?现当代的诗人们写的就不好吗?不见得。穆旦的诗歌所表现的维度和深度有些是超过唐诗的。这里其实有一个文化心理积淀的问题,存在一种对古典文化的尊崇感。但新诗也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二十岁上下的大学生,爱写、会写古诗的不多,谈恋爱的时候都要写比较好懂的现代诗。
  第六,文学生活研究要特别关注自媒体时代的变化情况。前几年我们与北京大学合作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网络文学是如何生产、靠什么支撑的。有北大的博士生“打入内部”,化作网络写手,之后觉得受不了,因为每天都得写大量的文字,批量生产。当下读网络作品的人很多,网页点击量直观地反映阅读量的多少,这是传统文学没有遇到过的现象。某读书类网站上,对钱钟书的《围城》就有13万余人参与评论,余华的《活着》有近9万人评论,路遥《平凡的世界》的评论也有6万8千多条。这些评论真实地反映了各层次、各年龄段读者对一部作品的不同看法,这些来自非专业人士的读书感受和评价也许没有专业评论家的深邃,但却贴近广大受众,可以做量化统计。
  网络文学是个新课题,它无法替代传统文学;传统文学创作和读者接受在网络时代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创作和批评的即时互动性是网络文学区别于传统印刷文学的一大特点。商业化、市场化与文学审美特性之间的矛盾是网络文学发展必然导致的矛盾。文学网站由文化产业资本掌控,网络文学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艺术与商业资本接轨与磨合的过程。没有幕后金融资本与传媒市场的成功运营,网站无法生存,网络文学也将无从依傍。但网络作品的许多积弊也与文学市场营销、有偿写作、付费阅读、网站商业经营等文化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有关,使网络文学应有的艺术品格难以确立。因此,网络文学需要严谨的文学批评的介入,但传统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其批评方式,如社会学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心理学批评等,还是其有意渗入民族和国家意识,借文学来抒发对社会历史和生活感受的立场和批评内容,在肆意挥洒的网络文学面前都失去了用武之地。文学批评必须积极探索建立一种适应于网络文学的新批评模式。从“文学生活”切入,可能是一种有效的角度。
  学术圈要解放思想、活跃思维,有时候往外迈出一两步就能找到新的题目,就是新天地。学院派的研究有其长处,脚踏实地,讲究文化的积累,规范性很强。作为老师应该允许年轻人做研究写文章时,有新的思维,有新的时代特色,应该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打开一个新天地。“文学生活”的提出是一种思路和方法,目前山大研究现当代文学方向的部分老师在做有关文学生活史的课题,这是很诱人的一个题目,要大力支持。希望其他专业方向的研究人员也关注文学生活的课题,也许这样一来学生寻找题目也容易,在学术上也会有一些新的生长点。 (整理:文学院 仇子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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