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树木掩映的师大家属院，老人们围坐在棋盘前叙着闲话，孩子们绕着老树嬉戏玩耍，上课铃声从不远处缓缓传来。在这里，我们推开了崔应贤教授家的大门。

崔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语法修辞研究，在校担任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章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修辞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由崔老师主持完成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共有3项，同时，他也是《现代汉语》教材的编撰者。

“勤奋是第一的，但还是要会学习。”坐在窗边的崔老师向我们讲起他高考的经历，在那个填饱肚子才是大事的年代里，艰辛的生活已经让大多数人苦不堪言，更不要说学习。然而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依然坚持着学习。上山下乡并没有使他浪费光阴，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反而为他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写作基础。不仅是学习，对于劳动，他也奉行“一个人要有事业，不要碌碌无为地过完一生”的原则。无论什么职业，他都将之视为自己的事业，所以即便成为一名农民，他也认为自己可以做的很好。

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届考入大学的 “幸运儿”，崔老师当时已经23岁，放到现在这已经是本科毕业了的年纪，但对他来说这却是大学生活的开始。因为平日里就喜爱阅读，加之自己对文学抱有兴趣，在选报专业时他坚定地选择了郑州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和中文系的许多学生一样，在刚刚接触专业知识的时候，面对语言和文学的不同选择，他也不知何去何从。直到大三那年，在阅读一篇名为《能够做主语的介词结构》的论文时，还是学生的他认为该文内在逻辑混乱，对文章的内容提出了质疑。当时，郑州大学学术氛围浓厚且自由，常有学生与老师研讨、宣读论文的活动，于是他便把自己的观点写成论文同老师探讨。而这篇论文，也成为他由文学走向语言学的一大转折点。

“尽信书不如无书，我始终希望能够保持独立的思考。”谈及求学时那件挑战权威的事情，崔老师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尽管这使他遭受了一些本不该有的非难。对于语言学“从讲台到门口三米远”这一例子的解释，青年时期的崔应贤老师就已经敢于提出与老师不同的意见，在之后漫长的治学历程中，他也从来不迷信任何权威。或许正是这份追求独立思考的精神，支持着他在钻研学术的路上越走越远。

崔老师参与了《现代汉语》这本教材的编撰工作，并且有自己的方法与原则，他强调图书的编写要注意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潜移默化地训练受教者的思维方式。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内容的增加，教材也不得不面临修订的难题。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各参与者效率不同，编写的思路方式不一致等问题，导致编写过程困难重重。当图书编订进入尾声时，他经过仔细校对，发现书中原定章节有一大空缺，情况十分危急。作为主编的崔老师凭借丰富的教学实践，丰富完整的教案，迅速填补了书中的空缺，解决了这一难题。

科研和教学难以平衡，是高校老师普遍面临的难题。对此，崔老师的主张是：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教师，科研要为教学服务。他一直力求于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再去进行研究。1993年编写《现代汉语》教材时，他的词汇方面的教案直接作为相关章节内容使用。从对待教案的态度中，我们便可以看出他对待教师工作的认真。再者，他认为，对老师而言，教学与科研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教师要将教学和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两方面都取得佳绩。除了本专业，他还涉猎哲学、文学等领域，这对他的研究和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学生多读书，培养多样的思维方式，不要把眼光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

崔老师已在我校任教36年，对于他来说，最不舍的就是学生。他坦言：“其他学校曾高薪聘请过我，但是我从未动摇待在河师大的决心。”他夸赞我校的学生：“朴实，勤奋，好学，品德高，并且代代相承。”他表示自己这三十多年没什么遗憾，和学生在一起非常幸福。对于我校学生，他也有新的期待，“希望学生的思想可以更加活跃，能够更快进入自己的角色”。学问是在相互联系中增值的，如果只顾埋头坐“冷板凳”，会失去灵气。他建议学生看问题要看本质，要注意灵活性与制约性的统一。

结束采访时天色已晚，窗外亮起了盏盏灯火，在万家灯火之间，崔老师与我们挥手告别。苍穹之上星光点点，崔老师书房的灯又亮了起来，我们隐隐约约明白了那句“学问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