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大学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学术报告会在中心校区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刘少杰教授应邀作了题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网络社会发展与演化趋势”的报告。他从中国网络社会的发展历程、网络社会崛起引起的深刻变迁、网络技术的理性化发展与感性化趋势、网络社会崛起对社会学研究和社会治理的尖锐挑战四个方面做了精彩演讲。
　　一、中国网络社会的发展历程
　　（一）快速崛起的中国网络社会
　　刘少杰指出，中国网络社会的崛起，既受益于改革开放的需求与推动，反过来也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与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化之一，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之一。截止2018年6月，中国网民的规模达到了8.0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7.7%。在北京、济南这样的城市中，大部分社会成员已经入网，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70%、80%以上。这说明中国网络社会已经不再是虚拟社会，而是具有极强实践性、异常活跃的现实社会，仅仅把网络社会看成是线上虚拟社会，是不符合实际的。刘少杰也对网络社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网络社会是指在网络化、信息化条件下生成的新的社会形态。
　　（二）中国网络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
　　中国网络发展有着明确的阶段性，刘少杰将其概括为五个阶段。
　　中国网络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学习引入阶段（1987—1994）。1987年9月14日，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中国迈出了互联网应用的第一步。专业人士引进网络技术开展各种技术交流，使中国互联网进入了孕育阶段。直到1994年正式与互联网对接之前，中国对互联网的学习探索主要发生于专业科技人员或科研机构中。这是网络社会的孕育阶段，是中国网络社会发展的破冰之旅。这一阶段，中国的网络行为发生，但仅是有限的专业行为。
　　第二个阶段是WEB1.0阶段（1994—2002）。这一阶段是网民上网浏览信息、网站向社会发布信息以及BBS发展的阶段。1994年4月20日，NCFC（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工程接入了Internet国际专线，中国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链接。1998年前后，网易、搜狐、腾讯和新浪等网站相继建立，互联网以崭新的面目呈现在中国亿万民众面前。BBS网站的兴起，突破了电子邮件联系中的个体之间一对一的通信联系，开始在群体中展开一对多、点对面的交流关系。这一时期，中国的网络社区形成，出现了有边界的网络社会。
　　第三阶段是WEB2.0阶段（2002—2009），是个体利用短信交流和通过博客发布自己观点的阶段。短信是个体间的信息交流，而博客则是个体对社会发表自己观点、意愿或评价的形式，二者都突破了地理边界的限制，扩大了网络的社会空间。网络活动进入既看又写的阶段，网民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互动性和创造性。网民成了互联网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通过短信和博客的交流，网民之间积极互动，互联网由此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在这一阶段，中国人的网络交往大幅扩展，网络社会突破了边界限制。
　　第四个阶段是WEB3.0阶段（2009—2014）。这是个体通过微博和微信开展即时通信并结成大量网络群体的阶段。2009年8月，新浪推出微博，很快引起了广大网民的热烈关注和积极参与，新浪网站的影响和活力也随之迅速上升。腾讯、网易和搜狐等网站也纷纷在2010年推出微博。微博以其简明、便捷、生动的鲜明特点，在较短的时间里赢得了广大网民的热烈参与，甚至在2010年至2012年间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社会时尚。这一阶段中国的网络群体生成，网络社会开始了群体化过程。
　　刘少杰重点介绍了微信的发展及其意义。微信是一个对推进中国网络社会发展具有强大作用的网络设置，如果以每个网民平均加入20个微信群计算，7.88亿手机用户至少结成了157亿多个微信群。这150多亿微信群是十分活跃的网络群体，是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现实生活，它们为中国社会展开了新的群体形式和新的运行空间。以微信群为代表的各种网络群体，是中国网络社会的基本形式，也是研究中国网络社会的基本入口。
　　第五个阶段，（2014—2024）是互联网技术与互联网行为向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广泛深入和密切结合的阶段。中国网络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2014年之后，互联网的规模和效益不仅进一步扩大，而且还向社会各领域深入扩展。“互联网+”已经成为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进而引起社会生活更加广泛的变迁。这一时期网络社会总体发展，网络社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刘少杰进一步指出，中国网络社会的新形态，是社会学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工具的变化、生产技术的革命，一定会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网络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工具既不是机器，也不是手工用具，而是计算机。网络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不是土地，也不是工厂矿山，而是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网络社会中的信息技术、计算机、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中国社会在生产力层面已经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革命。社会生产从面对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变成了面对信息、面对观念、面对互联网的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革命一定会导致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上层建筑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但是中国社会学界对互联网、网络社会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学界对网络社会的研究，总体上来说是落后于中国网络社会发展现状的。
　　二、网络社会崛起引起深刻变迁刘
　　少杰认为，网络社会崛起引起的社会变迁是非常复杂的，且具有整体性。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学应当从各个方面来考察和分析网络社会形成的深刻变迁。刘少杰主要从八个方面，对中国网络社会崛起引起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一）社会空间的双重分化
　　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线上社会与线下社会、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信息空间与实体空间并存的局面。这是中国社会在网络化推动下形成的一种双重分化。研究当下的中国社会，必须把线上与线下、在场与缺场、流动的信息空间同地方实体空间联系起来。线上的网络社会是活跃的，网络空间会引导、刺激实体社会、地方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这些年来发生了很多网络群体事件，这些事件都是由互联网信息的传播，如微博、微信的交流，刺激地方社会而引发的。
　　（二）迅速发展的缺场交往
　　缺场交往是指在网络空间中，通过互联网开展的脱域性、脱嵌性、脱离地方、脱离物理条件和地理环境限制的交往。缺场交往不需要在特定区域、特定地方、空间中进行。缺场交往的特征是人的面目不在交往中呈现出来，身体不在其中，但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异常活跃，展开空间异常广泛。缺场交往展开了中国社会时空的脱域性。这种在网络社会中开展的脱域性交往，要比在车间班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等特定时空中展开的交往更为活跃，内容更为复杂，且缺场交往形式的转换、内容的更迭要快得多。所以，这种快速发展的缺场交往，是社会学研究社会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当中国社会主要的交往活动展现在网络中、信息交流中时，也就意味着社会学、社会工作不应当把目光局限在地方空间、局部空间上，也应当关注网络交往。
　　（三）社会生活的新经验基础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称，社会生活的新基础为传递经验，吉登斯当年所讲的传递经验主要是指通过电视、传真等影视文化形成的传递经验。经验是社会学的立足点，是社会学观察生活、研究生活的基本视角。社会学过去讲的经验是指特定空间、特定实体社会、特定地方局部空间中发生的经验，都是有清晰边界、地理范围的经验。今天所谈的传递经验，是指通过互联网这种新的信息沟通形式展开的网络交往行为产生的经验。这是一种间接经验，是在网络信息中被传递、被规定、被广泛传播的经验，是一种新的经验。
　　时代不同了，社会学不仅应当看到中国社会局部空间的社会经验，也应看到在互联网中发生的传递经验。间接的传递经验可凭借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瞬间传遍全国、乃至世界。这种传递经验虽具有传统经验无法比拟的快速传递性和空间边界的超越性，但同时也被媒体、网络形式所限制，所以也是种规制性的经验。这种经验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基础。因此社会学里无论是研究宏观社会还是局部社会，都应当意识到今天的经验基础已经不仅是个体行为和特定空间中形成的地方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在网络中形成的传递经验。
　　（四）社会认同的深刻转变
　　社会认同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过去社会学所讲的社会认同是自我认同，是自我在特定社会关系、社会条件中如何认识自己、体验自己、感悟自己。但在网络社会中更多的是群体认同，是从归属认同转向评价认同。互联网的认同不仅是在追求一种归属感和身份鉴别，而且是在声张一种要求、表达一种评价，是一种评价性认同，是主动性的要求。网络社会中的群体对社会的看法已经不再是“我应当怎么办，我属于哪个社会层面”，而是“社会应当怎么办、群体应当怎么办、政党应当怎么办”，这种社会认同具有强烈的价值要求，是从被动转向主动的评价认同。因此，网络社会不再是被动的社会，而变为主动的社会。
　　（五）权力结构的深刻变迁
　　网络社会崛起之后，中国社会形成了实体权力和信息权力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信息权力体现在国家、政府掌握的各种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中；另一方面，更活跃、更贴近生活、更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信息权力体现在广大网民的信息沟通中，在更基础的层面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洛杉矶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曼纽尔·卡斯特曾说，流动的权力胜过权力的流动。在网络社会，权力不只是由实体机构如政府、各种组织掌握的权力，更重要的是网民在信息交流中形成的交往的权力、沟通的权力、信息传递的权力。这种流动的权力，是由广大网民在各种网络形式的飞速传递、快速沟通中形成的异常复杂的、变化的权力。权力就是力量，权力是推动和维持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网络社会的信息权力，同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特定实体机构掌握的权力已经很不同了，这种权力是一种在不断的传递中生成、转变、认同、变化的权力。
　　（六）无限丰富的网络群体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群体出现了新的形式，人类社会出现了新的结构。网络群体不断形成，大量网络群体的出现是新的社会群体形式。社会学研究社会最基本的方式是通过各种群体、各种组织来清楚地观察社会、分析社会。大量的群体形式在网络中形成，不断被转换、构造、重新组织，这说明人类社会出现了新的结构，在工业社会之上形成了新的社会形态。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出现了无限丰富的新的社会群体，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
　　（七）时空压缩与扩展并存的复杂性
　　网络社会的生成是时空压缩和时空扩展同时并存的社会现象。互联网的应用，使得社会密度成倍增加、变化速度空前加快、空间范围无限放大。今天的网络社会，传播内容无限地转换，传播形式也不断更新创造，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网络中出现的各种新的社会名词，实际上是对新的社会现象的理解、概括和表达。这样的现象不应为社会学所忽视。社会学研究应当及时观察、分析社会的新形势、新变化；特别是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使社会传播的空间范围无限放大，如果社会学仅用传统的眼光看待网络社会，就会远远跟不上社会的发展。
　　（八）海量信息供应下的不确定性
　　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整个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不确定性是网络社会的本质属性，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只能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越来越强化其不确定性。海量信息供应下的信息丰富性匮乏，与社会预期、社会选择的复杂变化是社会学研究应当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通过接收和识别信息而认识社会、了解社会，但海量信息供应使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和判断走向匮乏。互联网中的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难以辨别，这是一个信息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信息判断匮乏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导致人们的社会预期和社会选择都出现了复杂的局面。面对如何设计自身、怎么做出选择、怎样设定目标，不仅是个体和群体，也包括政党和国家都陷入焦虑之中。所以国家、政党、官员都应有心理准备，要冷静而清醒地面对不断发生且广泛存在的不确定性事件。也正是因为社会的不确定性，使社会充满了风险。风险社会的到来，是任何一个政党、一个民族都无法选择也不能回避的基本事实。
　　因此，社会学的研究不应固守原有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应当面向崭新的、活生生的网络社会，面对代表着社会进步、民族发展的信息化、网络化的社会现象。
　　三、网络技术的理性化发展与感性化趋势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开始了计算社会学的研究，这类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计算化、数字化、技术化。网络社会的崛起所依靠的互联网同样有数字化、计算化、技术化的特征。互联网这样计算化、数字化的理性化技术发展，只有进入社会，同社会联系起来，才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学研究应当注意到互联网数字化技术与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联系。
　　中国社会是一个合群、乐群的社会，是一个乐于群体交往、感性沟通的社会。合群、乐群既是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社会交往模式，也是历代儒学倡导、历代王朝推崇的社会整合方式。中国社会在网络化时代仍然保持了这样的社会本性，它同互联网的结合导致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在网络化时代，中国感性化的传统文化与互联网理性化技术发生了融合，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大量网络群体的出现。中国的网络群体并非是理性化的结果，而是由表象化、感性化的沟通连接的，是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乐群、合群的交往方式的表现。可以说，大量的网络群体具有亲情性、熟悉性、地缘性特征。这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感性教化所形成的特征，这种感性教化形成的社会群体、社会结构，不会因为某种理性化技术的影响而产生改变。中华民族这种强大的惯性，是网络化时代也无法改变的。这种感性化特点应是社会学认识中国网络社会生成的一个基本视角，社会学不应单纯地用理性化技术、数字化技术来看待中国的网络社会。应当看到，网络社会的技术化本质，与网络社会的感性化趋势是同时并存的。社会学研究应当明确地认识到网络社会的理性化本质和感性化趋势这两种背道而驰却又相互勾连的发展趋势，以免陷入对网络社会这一人类社会新形态的片面性认识。
　　四、网络社会崛起对社会学研究和社会治理的尖锐挑战
　　近年来，部分官员和学者比较推崇用数字化技术和理性化原则来管理、治理社会。但在网络社会崛起的现实下，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化、理性化手段，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不适用于网络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对于社会学如何在网络社会崛起的背景下展开社会学研究，刘少杰认为，当今的社会学研究不应只重视实体社会，也应重视线上社会。目前，中国社会的主体社会成员，大多数都已入网，成为网民。因此，在研究信息化时代的城市社会、乡村社会时，社会学不应仅依靠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应在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赛博社会与实体社会的错纵交织、相互影响中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从网络化视角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变迁。
　　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社会生活是一种脱离局部限制和特定社区关系的、在互联网中展开的社会活动。这是一种脱域性的社会现象，仅用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是困难的。社会学应在实体社会与网络社会的结合中开展研究；如果没有这样的视角，就意味着我们的研究无法把握社会的主流，研究会走向边缘化。
　　最后，刘少杰指出试图用确定性的理想来治理不确定性的社会，是矛盾的。社会本身已经走向了不确定性，但是社会治理的原则、指向和理想仍是要把走向不确定性的社会确定下来，这是难以做到的，必定是成效甚微。怎样根据信息社会的本性来认识、治理社会，这是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工作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近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社会的结构变迁与演化趋势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社会学分析”等重大和重点项目十余项，出版《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等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整理：米斯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