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听听以前的歌，就好像房间里有人剥橘子，刹那间整个房间都是回忆的味道。——阿信

小学一年级，一天放学后做值日，有男生在教室后面打架。我刚从外面走到教室门口，一只扫帚飞过来正打在我的鼻子上——当场出血。

我泪水涟涟地跑去找老师告状，老师很公正，严厉地训斥了那个作乱的男生，并“判”他赔我两块钱。一年级上完我就离开了姑姑家，回爸爸妈妈家里了，那位男生“欠”我的两块钱还是没给我，我为此一直耿耿于怀。

初二的一个中午，午休，我头枕在胳膊上，胳膊趴在桌子上，眼睛却偷瞄着膝盖上的一本书。是什么书来着？好像是历史类读物还是一本言情小说。班主任走进来视察，我的把戏被她一眼看穿，把书拿出来放在讲桌上，低声批评我：“现在不要看这些书，你一向还是很踏实的，马上要升初三了……”等下午吃饭时，她把书还给了我。

我还记得她深黄的长发，在脑后梳成低马尾，一双眼睛如黑漆，然而总低垂着波澜不惊，声音很低沉，些许嘶哑。后来有一次我爸去拜访过她，送了一箱梨。我爸回来后描述她当时又意外又惊喜，当时她男人在住院，家里屋外全是她在操持，生活对谁都不易。

有一段时间学校要求大家每天坚持背 《弟子规》（这应该是初一的事），于是每天下午饭后晚自习前每个教室哇啦哇啦地震天响，热流在冬天的玻璃窗上凝结成一层薄雾。据说有好几个班已经把全篇都背得滚瓜烂熟，然而我班组织不力，检查不严，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浑水摸鱼。

当时学校里一位白净温厚的男老师乐于此道，非常积极地组织我们每周到学校的阶梯大教室里看传统文化讲座的视频，总看的一个系列讲座是关于《弟子规》与日常修身的，专家是台湾专家，戴着眼镜，一口台湾国语讲得斯斯文文。我当时年少轻狂，心如脱兔，对此类打着传统文化之名“古为今用”的讲座非常反感而且不屑一顾（其实到了今天也依旧不屑一顾），每次必是翻着白眼进去的，出来之后跟好友插科打诨地评头论足，大谈感想。

今年夏天，我坐在家门口，逗着姐姐的女儿小丫丫让她背幼儿园老师教的《弟子规》，小孩子家坐不住，不情不愿的，我就炫耀似地在她面前背出一串儿来。也就只记得这一小段了，这时候忽然意识到那些坐在教室里背书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而我也不知不觉地成了大人。

高中，繁忙而碌碌的高中。已经高三了，日子重复得像钟表打拍子，周二和周四的早读是语文课，大家背诗歌和文言文似乎总是比英语背得响。我正跟《逍遥游》再较一次劲，忽然台上有声音叫我。语文老师正翻着上次模拟考试的卷子，一个个地找人“谈话”。我上了讲台，盯着他圆而小的头颅，发黄的细软的短发：“XXX是不是你的姐姐？”我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是的”，没来由很高兴，我早就知道姐姐高中时的语文也是他带的。“XXX高中时候语文可是很优秀的，作文也比你现在写得强。”他镜片下的眼睛正瞟着试卷上的分数，说话惯常波澜不惊的。我不好意思又有点尴尬地笑笑，把头低得更低了。“你还是得再努把劲儿呀。”他把试卷以及这句漫不经心的套话塞给我，像随手取出流水线上生产出的物件一样。

我走下讲台，非常难过，难过的当然不是他说我不如姐姐。我从小到大语文一直不错，但高中之后有下滑，尤其作文基本半死不活。当时已经高三，我心里暗暗发急，那段时间很是专注做语文题，并颇有成效，尽管作文还是差点意思，但其他题目的错误率小了一截儿，我为此暗暗雀跃。而所有这一切，他一点也未察觉。或许也不该要求过多，我不过是两个班一百多号人中一个不好不坏的中等生罢了。

大学暑假第一年，去县城里找两位同学相聚，其中一个忽然说老范就住这儿附近，于是我们三个一起去看老范。老范是我们高三的历史老师，高考历史题很刁钻，他讲题更刁钻，其实核心就一句话：想尽一切办法往参考答案给的方向扯。近乎邪门歪道，但基本有用。老范家离学校并不太远，那种带院落的小楼，看得出新住不太久的，家具房门都很新。先出来的是他的老伴，接着是他，很深的双眼皮的眼睛像以前一样含着笑。他招呼我们坐下，吃苹果，随后非常人情通达地问我们是不是找他有什么事儿要办。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什么事，大家就只是闲聊，能聊什么呢？过去的高三生活，老师现如今的教学安排，某位同学的复读情况云云。他家客厅里开着电视，正播着一部民国传奇片，一阵儿鸡飞狗跳兵荒马乱，倒了瓶儿洒了醋似的的热闹。

初三时有位年轻的班主任，瘦，不白，戴一副黑框眼镜，头发也又黑又直，眼睛里睨出严厉的寒光来，讲话快人快语。她教物理课，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儿子，当时正上幼儿园，晚自习时常被她带过来。我们在下面写作业，她坐讲台上改作业，孩子在黑板上画画，画鱼，满嘴是牙的鱼，空气里一片静默，安安分分的，倒好像永远这么着似的。

（曹海燕，文新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