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顾颉刚先生与钱锺书先生同住三里河公寓，晚间散步时，他们常常碰面。
　　那时，学术环境开始逐渐恢复正常，经过浩劫之难而生存下来的顾先生也开始了繁忙的学术活动。可他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又想尽有生之力，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环境的安静和内心的平和是学术的需要，也是一个追求安身立命之所的精神需要。当生命的尽头恍然可见时，枉费了三十年时光的顾先生一定有着时光不再来的焦虑。钱先生虽少顾先生17岁，因是同道中人，故十分理解顾先生的心情。他劝顾先生勿与无聊之人往来，消费垂尽的精力。说顾先生一生为众矢之的，即因门下太杂之过。钱先生的劝告被顾先生作为“箴言”记录在日记中，并说：我过于爱才，只要人家有一点长处，即不忍使其埋没。这是顾先生在1978年5月5日的日记。7月18日，两人再次遇见，钱先生送上宋代翰林学士洪迈的一诗句“不将精力作人情”。顾先生再次记录下来并勉励自己：
　　惟有努力抓住此未来之五年，将笔记及论文集编好，庶不负一生劳力。
　　可见“不将精力作人情”切中了顾先生心事。1920年北大哲学门毕业时，已将学问方向定在古史辩，他立下要拿著书做主要职业，拿版权来作主要收入的志向。不过因为他觉得无论怎样小的一件事，要把它做得完美，都是终身职业，虽然要养活一个大家庭在经济上是很窘迫的，他也不愿意早出书。1949年前，顾先生编书、结社、办刊、写作论文，结集出版的著作并不多，影响较大的是1926年印行的《古史辩》，当年连印10次。他的周围尽是中国的新文化旗手和健将：胡适、钱玄同、沈尹默、傅斯年、鲁迅、林语堂……身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尽管他不善言辞，也进入到了历史文化的中心。在1930年代，有个说法是：北平城里有三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院长，手握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美庚款）；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一手有美庚款，一手有英庚款；而顾颉刚则是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除了薪金别无他钱。获得这等名号，皆是因为他常常帮助学生，鼓励其学业，只要有学术和高薪的机会，他就推荐学生，“所以我每到一处，就有许多学生归向而来。”顾先生的这一善意，也引来许多麻烦，他被人称为“学阀”，被认为是在“争夺青年”。这样一来，时间必然会占去不少，而琐事也必然会引发出许多纠纷。他也发过牢骚：我倘使不爱青年，哪会这样忙，这样穷，这样受气！
　　这种忙乱的紧迫和对学问的追求完美使顾先生一生伴有紧迫感和对于时间的遗憾。与钱锺书偶遇之前，政权鼎革后，他被钦点标点《资治通鉴》，被中华书局和其他书社聘请标点《史记》、编校《辨伪丛刊》、整理《尚书》，为延续传统文化之经脉而勤奋工作。可是离自己年轻时立下的志向仿佛还尚遥远。在顾先生应酬热闹的学术活动“人情”时，钱先生却在惜时如金地沉潜于学术研究和写作中，百万字的《管锥篇》很快付印。对于自己受“人事”之累，顾先生也一生极有感悟，却始终没有从这种负累中脱离出来。晚年的他羡慕后学钱先生：此君博极中外各书，而又谢绝一切人事，年方六十，正是有为之时，殊可羡也。”虽然直到生命终止前夕仍在病床上校阅旧作《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重版排样；临终前一天还想着第二天要写的文章。然而明天不再，生命已逝。
　　钱锺书先生通及古今中外，焉能不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当将追求学问的至高境界作为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和价值后，已经超越在人情之外而不为其累。一个有“士”精神追求的人，与其沉醉于人情的热闹而遗憾学问的不进，不如疏远人情纠缠而独享应有的与灵魂对话时光，哪怕在晨钟暮鼓声里，仅有清灯冷烛相伴，也拥有着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