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外公有许多柑树，从哪到哪已记不太清。但那一片金黄却晕染了整个童年的秋天。放眼望去，林海碧波闪碎金。每年秋末去外公家住时，我就像条小尾巴，成天跟他摘柑子。外公戴着草帽，顶着日头，一手托着人字梯，一手钳着一大一小两把剪子，不紧不慢地走前面。他时不时回头看看蹦蹦跳跳的我，仿佛看透了所有的小心思，不说破只是冲我笑。果然，还没剪几次，我便又是嫌高又是没力气的一个劲喊累。最后干脆坐下来蹲守剪好的柑子，逮着便就地开吃。这时外公就会从梯子上下来，口是心非地边帮我剥，边佯装责备：“唉，就晓得你跟着来又做不了事。你硬要讲做得了，做得了。还说帮我，你要是再来一次，只怕把我柑子吃完了！”
我的外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土地是他割舍不掉的血亲。还算高寿的一生中，一直本分地守着几块田的小菜和门前那片果林。土地人忠厚勤快的基因在他身上贯彻落实得很彻底。外公就像一根扁担，肩上总有一两块仿佛天生就凹陷的地方，不挑点什么就会习惯性的不舒服。他起早贪黑，只有醒得早才看得到他挑着两个满满的恭桶，手握一根黑胶大长瓢，像守卫疆土的战士似的，精神抖擞地去地上浇肥。
到赶集那几天，他就改挑两担沉甸甸的冰糖柑。带上或红或蓝或黑或白的塑料袋，提了秤便向夜色深处走去。有时生怕赶晚了抢不到好摊位，干脆随手扯一把就出门快走。一杆黑色老称就随意躺在一堆花花绿绿里。他不怕别人笑话，却不知道顾客只爱去干净整洁的摊儿。像这样做生意的门道，他就算懂了也不会顾忌。就像明知道自己年岁大了，不适合高强度的劳作，偏就听不进劝，反而越干越来劲，仿佛在倔强地宣告：你看！我真没老，真的！
人说多子多福，外公几个儿女确实很有出息，但他一年愣是没住过几回套间。子女一提接他来城里住，就遭到坚决抵制。城里规矩多，木地板不套鞋套就要换鞋。而他只喜欢趿着裹了泥的军鞋，痛快自由地吐痰抽烟，看看田里的长势溜溜圈。
出殡那天，我正艰难挣扎着冲刺高考。没去成也没多大感觉。正如听到他走时，也就错愕地愣了一下，又继续赶沙场似的扒饭。有时感情慢热起来，连我都觉得自己冷血得可怕。高考考完我也没去坟前看他一次，整日沉浸在计划解放后的各种旅行。也曾一时脑热，想仿效古人聊表寸心，用拙劣的文言文写篇诚挚的祭文，现在早已不了了之。
小时候，我老觉得外公长得不好看。脸颊内凹还尽是皱纹，皮肤是水彩笔里没有的褐黄，脑袋上不是草帽就是比我还大的黑色鸭舌帽，手里还经常捏着烟。和电视里的老人完全不一样。吃着有大片黑斑的冰糖柑，我想起那张日渐模糊的笑脸，只觉得又酸又甜。
时光真的太久远了，回忆里满是一片风蚀的荒芜。细节和图像轻易地被模糊、被抹去，令人反复质疑记忆的可信度。为了证明印象的真实性，人们不得不寄希望于旧物作为唤醒的契机，努力还原残破的历史痕迹。与外公相处的漫长时光，被时间压缩成单薄的碎片印象。一切旧物也连同那方破旧的土砖屋，在岁月的洪水里消失得一干二净。物是死的，幸而树还活着。我无比感激还能吃到记忆中的冰糖柑。虽然再没有外公的气息遗留其上，但那份甘甜可口将承载着我自以为并不炽热的思念一起，构成每一个秋天最令人心动的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