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需要有一些人走在时代的前头，不管是他们选择了历史，还是历史选择了他们。这样的一批人总是能够自觉地扛起社会所赋予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从不幻想这样的一种坚决可以得到如何实际的利益，恰恰与此相反，这样的选择常常带来灾难与厄运。他们不喜欢苍白无力的文字，那只是隔靴搔痒式的打骂，真正的文字掷地有声，令“沉默的大多数”不愉快。他们不喜欢人民以 “英雄”、 “伟人”的无上荣耀来歌功颂德，那些都是虚荣者别有目的的攫取。他们只要人民相信：他们是黑暗幕布下的一盏油灯，是纷繁迷雾里的一束光芒，即使死亡提前来临，他们仍是义无反顾。很显然，他们不愿意做时代单纯的传声筒，他们更像是一张张竭尽全力舒展自我的筛子，所有精致的阴谋、所有卑劣的假象在筛子面前都将被一一过滤掉，剩下的便是我们对这样一批人的敬畏称呼———清澈的良心。
　　1、看不见敌人的时代毋庸置疑，如今我们生长在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时代，更贴切地讲，我们生活在一个看不见明确敌人的年代。和平带来温饱，温饱之后常常是安逸与麻木。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宏大的人民反帝反封建史，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学生游行此起彼伏，猛士鲁迅执笔宣战，一把把匕首、一根根标枪刺向封建、抛向独裁，文人市民助威叫好，御用走狗不寒而栗。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虽然旷日持久，但至少目标是明确的，敌人就在前方，我们要做的就是消灭敌人、缔造和平。建国后，短暂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便迎来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成为主题， “牛鬼蛇神”、 “走资派”还有那些潜藏在人民内部的 “毒瘤”、 “毒草”一律被狠批狠斗，无限上纲、盲目绞杀，恨不能置所有 “阶级敌人”于死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局势渐趋稳定，经济飞速发展，生活日益改善。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终于迎来了彻彻底底的看不见敌人的时代，居心叵测的国家和个人不再以坚船利炮四处侵略，他们策略地以 “朋友”的面孔进行渗透与分化，枕戈待旦，伺机而动。
　　外在的敌人固然可怕，因为他们学会了完美的伪装和精巧的阴谋，但毕竟受制于庞大复杂的利益格局，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轻举妄动。真正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物质生活的日渐改善，隐藏在人们心中的 “敌人”开始扩张势力、极度膨胀，卧底尚且难以分辨，更何况藏于心中的 “内鬼”？它们无影无形，却以最大的破坏力吞噬这个社会的道德与良知。当鲜明的敌人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也再无心思去激进去愤怒去评点。自我反思与自我忏悔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需要你全神贯注地面对自我的阴暗与过错，大多数人更倾向于选择回避。 “内鬼”往往可以带来利益以及获取利益后的心安理得，这一点尤其可怕，现在愿意主动驱打 “内鬼”的早已寥寥无几。倘若真的剖开心扉，不知会有多少人愿意直视心中的贪婪、麻木、焦虑和恐惧？到底谁在批发腐朽，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2、所谓“消解崇高”
　　近几年的文学界很流行 “消解崇高”的写作心态，在政治话语霸权一去不复返的今天，创作文本再无谓地高声颂扬似乎显得有点做作。人们喜欢盲目的时尚，他们奔走疾呼： “文学也要与时俱进啦！那些老古板、没新意的写作模式要换一换啦！”当人们狂欢上帝已死、众神堕落的时候，深刻的精神涵养开始退居边缘、退居幕后。市场经济的巨大洪流滚滚而过，物质化、简单化、表面化、小资化的事物大受欢迎，无怪乎写手们急于 “消解崇高”。在各种话语体系并存的今天，在各种文化泡沫、文本快餐并存的今天， “消解崇高”是一块屡试不爽的万金油，迎合市场、谋求生存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绝不能容忍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卑劣的写手正打着 “消解崇高”的幌子攻击经典文本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指向，他们从来不屑于走向意义，更耻于与那些字字泣血的 “老古董”为伍。这样的心态恰恰反映了这些所谓写作者贫瘠的精神状态与文本创作的随意性。在 “消解崇高”的道路上，既出现了像马原这样的优秀作家，也出现了争议颇大的王朔，到最后 “消解崇高”终于变了味道，私人化写作甚至是私密化写作、下半身写作、小资写作、贵族写作、城市写作开始大行其道。这些大部分低俗甚至恶俗的文本畅销无阻，除了余华等少数先锋派还能偶有佳绩外，真正伏案泣血的作家作品再难闯进各大畅销书榜单的前三名。
　　新生写手郭敬明在 《鲁豫有约》接受访谈时坦言，节目结束后还要赶回上海填满两万多字的 “天窗”，这一晚上几个小时写两万多字的高产效率不知要令多少当代作家 “汗颜”，路遥若是在天有灵不知当作何想。 “老作家”们不敢这样做更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写出的作品不仅要对读者的眼睛负责，更要对读者的精神负责，堆沙式的 “码字”他们做不来。
　　3、“和谐”一二语我们常常将 “矛盾”二字作为和谐的对立面，有人提出：要想达到和谐就必须消灭矛盾，这种说法非常荒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里有关于 “矛盾”极为精辟的原理阐释，矛盾无处不在，它客观地存在于任何阶段、任何地域，我们必须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与客观性，敢于揭露矛盾，而不是逃避矛盾甚而妄想消灭矛盾。矛盾的特殊性则提供了更加实用的方法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构建和谐进程中的不同人、不同事我们无疑需要区别对待，因人施教、因事变通才是真正灵活的处理策略。我们对待和谐的态度首先要是 “科学”二字，不科学不合规律的和谐是经不住任何考验的。
　　当下许多人还不明白和谐的真谛所在，对待所谓的 “不和谐”现象往往采取一刀切、两端平、四角齐的方法，消灭个性、统一步调绝不是真正的和谐精神所在。恰恰相反，和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要调动起所有人的创造性，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才能架构和谐这一艘巨轮。 《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 “和谐”的解释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试问，构建和谐社会若以消灭人类个性、消灭不同声音为准则，那所谓的 “配合”又从何谈起呢？
　　构建和谐又要从哪里做起呢？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培养个人自我的知足精神。作家梁晓声在多处反复强调自己“平民作家”的身份，称自己梦想的生活方式是 “无忧无虑、不愁吃喝的平民生活”，尽管有不少人攻击梁晓声 “平民”身份的中庸性 （既可以当作批判对象又可以当作资本工具来炫耀，既可以向前俯视封闭愚昧的小农又可以向后唾骂物欲的城市、市侩的市民），但其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愿意真正将自己定位为 “平民”的作家，必然心中是怀有知足感的，知足者常乐，无忧无虑、不愁吃喝的平民生活未必不见得不好。中国有句古语说得极妙， “此心安处是吾乡”，如果众人真能做到少一丝躁动的欲念，多一份内心的知足， “和谐”二字便有了最最基本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