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夏天，我搬来一区，住在三公寓。每天路过诚意楼前，中午都会看到一个坐在树下的老人，有时候周围会有一些学生围着，但是更多的时候只是他一个人安静地坐着。我肯定这就是传说中的刘振北老师了———之前看过一些关于他的报道。
　　犹豫了很久之后，再走到那里，就会很小声地喊一声：刘老师好。然后迅速跑开，也不管他听没听到，是何反应。结果第二天再经过的时候，他朝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走近。我诚惶诚恐地过去，听他问：你几年级啊？家在哪里？他说话很费劲，声音小并且不清楚，需得凑很近。我总是要“啊”“啊”半天才明白他的意思，然后用我同样很不清楚的普通话回答。
　　他知道我的家乡是四川以后，握着我的手瘪着嘴很难过地说：灾区的孩子，灾区的孩子！我就告诉他，至少我家那一带，没有很大的灾难，是算幸运的。他只是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这样就算是认识了。
　　我不急着考研，不找他要考研资料，我们的对话通常都是天气好不好、吃饭没吃饭这样的话题。正值夏天，有时候他会买西瓜，开始我不大好意思。他会说：“叫你吃你就吃，你这孩子。”不久是中秋节，他买了很多小月饼给同学们，当然我也分得几个。然后再不久又要过元旦，他又分批请了同学去他家里吃饺子。他给我打电话，让我也去。我有点不习惯去老师的家里，觉得不自在，就找了拙劣的借口说要考试复习没时间。他说，吃个饭能耽误你好久时间？又不要你来包，只来吃就可以了。好像那是第一次去他家，当日情景仍清晰可见，仿佛空气中还有饺子的味道。
　　这半年，他没有去诚意楼前的大树下，因为那里潮湿并且阴冷，于是一直在学子书店前的台阶旁。我住到了十五公寓，能省点路就不往这边来。一般他会在前一天晚上打电话：最近哈尔滨天气是怎样怎样，要注意；明天中午到我这里来一趟，有事。不用想我就知道他说的有事无非是给我一两根香蕉，或者两块板栗饼，或者苹果……我总觉得自己像个讨债鬼一样，慢慢就不愿意去。那回我很大声地说：老师你不要给我吃的，我不想要。他说：你是灾区同学，我要关心你。“灾区那么多同学，又不是我一个，你给别人！”他很用劲地把我手擒住，也大声地说：“别人我不认识也管不了，但是我认识你！”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是怎样的，可是我不会忘。
　　有时候别人送给他一些考研真题，他如获至宝，然后添加到他的资料名目上。他手已不能握笔写字，都是请同学代笔。我曾经干过几次这样的差事。本来很简单，只需要写上这是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哪一年的真题，再把页码标注上即可。但是他要一次又一次核对，连怎么写都由他一个字一个字说，甚至标点符号怎样都要说到。有时候他说了后面又会忘了前面，于是又再来翻看一遍，组织一遍———这个过程被他整得繁琐无比，他很多时间几乎都花在整理资料上了。
　　其实说实话，很多资料本身已是没有什么价值。比如那天看到他的管理学院1995年至1999年的资料，这都过去十来年的老古董了。其他大部分材料也多是过时无用的。我常常觉得他帮助考研的同学用了自己全部的心，却不知道其实我们几乎已经不需要了。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身体不行，无法做了以后没有人接替他，这些考研的同学该怎么办。我很想告诉他，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办法———但是始终不敢说。
　　前两天中午，走过步行街的时候，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台阶前，眼睛不知道望向哪里，旁边还是放着一杯冰淇淋，手里拿着一块布擦着自己的嘴角。太阳从树间穿过，他正在光线中间。于是走过去，喊了一声刘老师，然后也坐在台阶上。他缓缓地转过头来，问我假期做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含含糊糊扯了几句。他问：“那天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不接？”我说睡觉了。他说那早上呢，我说还没醒。然后想了想，我很郑重地说，老师你别给我打电话了，我自己过来就是。他安静地笑了笑：我不知道你啥时候过来，万一我没有带吃的呢。“我又不是来讨吃的。”话还没说完，他抬手拍我一下：你这孩子。这时候过来两个女孩，犹豫地问：这里是看手相的吗？旁边一人经过，恰好听到了这句问话，很气愤地大声喊了句：这是老师！
　　刘老师，他好像没听见似的，安静地把目光放在了前方。那里，阳光从树叶间落下来，好像一个一个的铜钱，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把它们一一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