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校党委机关报，《江西财大报》在初创时期的1980年代，深受师生欢迎。那些年，不仅学校领导对办报工作有高要求，领导和老师们还热情为校报撰稿，更有一批又一批大学生记者、通讯员用心耕耘这块校园文化沃土——这从1993年校报新辟 “我与财院报”专栏刊发系列文章可见一斑。当时，江财也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体现在校报上，就是评论专栏推陈出新，评论文章大放异彩，较好发挥了舆论引导的作用。

　　评论是党报的旗帜。因此，校报初创时，评论文章同步跟进。1980年代，可谓校报初创时期，报名始为《江西财经学院》，后更名《江西财院报》。
　　1984年9月15日，校报创刊号在1版发表姜新春《群策群力办好院刊》，3版发表邓明荣《新学年  话改革》、程见界《进一步搞好“学教”活动  开创我院共青团工作的新局面》、张才生《图书馆工作的学术性》的言论文章的同时，4版另外刊出了《稿约》，短评文章也在校报约稿之列。《稿约》特别要求来稿 “短小精悍”“短评、学习心得、小说、散文等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最多不要超过两千字。”这里，首批评论作者邓、姜、程三人，当时分别担任原江西财经学院副院长、院党委宣传部部长、院团委书记之职。同年，程见界还在第四期校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搞好环境卫生  建设文明校园》。
　　对一所高校而言，办学是其强项，办报则为短板，办校报评论亦然。为了办好校报和校报评论，校报人努力向省委和中央机关报学习办报经验，在学习模仿中不断前行。
　　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1980年代的校报，为广开言路，开始设置评论专栏，比较稳定的评论专栏有“学生论坛”（后更名“大学生论坛”）、“教工论坛”“财院论坛”“党风小议”等。那个年代以笔名发表文章是一种时尚，这在校报上也有反映。“党风小议”栏目所发《一起来找原因》《从北京友谊商店受批评说起》两篇言论，作者“纪伟”或系笔名，代表纪委（“纪伟”与“纪委”谐音）发声。此与人们熟知的“梁效”“钟声”“任仲平”“钟理轩”“仲祖文”“郑青源”等《人民日报》发稿署名方式理念一致，是向上级党报学来的。另外，校报评论标题样式也常常步趋各级党报。
　　模仿办报和办校报评论，校报“社论”亦属典型之例。校报“社论”出现前，署名“校报评论员”的文章时或可见。在当时校报人看来，大概本报评论员文章相当于《江西日报》《人民日报》的社论。所以，校报也一度刊发“社论”，尽管学校对校报只设有一个编辑部（隶属党委宣传部）而从未建立报社。首篇“社论”文章《学好文件，统一思想  振奋精神，团结奋斗》，系为学校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而作，发表在1991年1月24日第105期校报第一版。同年7月1日第113期头版，校报再次发表“社论”《努力开拓我院党建工作的新局面——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不过，校报“社论”从此成为绝响。
　　为了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校报评论有一大利器，即在关键时间节点和大是大非事件面前，会及时推出本报评论员文章高举旗帜引领导向。
　　校报首篇署名“本报评论员”文章《热烈的祝贺  殷切的希望》，刊发在1985年1月1日第8期校报2版。再次见到本报评论员文章，是同年9月2日第22期校报头版《尊重教师  关心教师  培养教师——热烈庆祝第一个教师节》。从此，本报评论员文章基本上出现在校报第一版，但仍为不定期刊发。校报最后一次刊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大概是2000年11月25日《论“创一流”意识》。
　　校报初创时期的评论文章，选题宽泛，从校风、党风、学风、师德师风，到个人健康卫生、节点节水反浪费，等等，无所不包。虽说论题宽泛，但作者都是有感而发，文章贴近现实、贴近生活，非常接地气。如1981级统计专业学生计文蔚《“怎么能”与“怎么办”》、1983级税务专业晓瑶《珍惜你的时间》、1985级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李学军《小议“关我什么事”》、1988级财政专业余朝晖《逃课不全是我们的错》等。另外，这个时期校报上还出现了文艺评论（影评、书评等）。
　　因为评论选题的开放性，使得广大师生参与热情较高，有的论题一度成为评论焦点。譬如，当时国内不少高校出现病毒性传播的“六十分万岁”论调，也波及江财校园。针对校内“经常有人这样讲，‘进了大学，你就可以尽情地吃、喝、玩了。至于读书，混个六十分那太容易了’”的错误认识（1986级会计专业项金芳《明天，我们绝不会让你失望》），校报刊发了《读书·前途·改革》（1985级外贸专业胡文玲）、《求知与考试》（1987级会计专业唐文芳）、《艰苦奋斗与成才》（少梅）等评论加以引导。
　　1980年代，校报成为江财文化建设、舆论引导的重要阵地，又是师生有感而发、不平则鸣的思想园地。校报评论，因此勃然而兴并培育了一大批笔耕者。这也是当年校报深受师生热捧的重要原因之一。（图片提供  孙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