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通大学素来有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传统。“七七”事变后，平、唐两院师生，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冒着敌人的炮火”流亡到敌后，坚持办学。平、唐两院的师生们读书不忘救国，学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当时，两院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发动群众，领导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平越交大的学习空气浓，政治空气和文化氛围也浓。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次年学校就有了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他就是1921年考入交通大学北京分校的米世珍。米世珍在校时结识了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很快便加入了党组织。其后，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在“马日事变”中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英勇就义。自米世珍之后，校内陆续还有党员进行活动，并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成立了学校最早的党组织。
　　1938年杨家滩复校后，中共在学校恢复了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为1938级铁道管理系学生朱瀚谱，组织委员为李先芬，共产党员有吴公伟、段清涛、龚铨衡。同年5月，中共党员张钺、曹元钧从陕北公学回校复课（两人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8月，徐大德由朱瀚谱、曹元钧介绍参加共产党。9月，中共党员武可久从新四军回校补课、补考（武可久于1937年“七七”事变时奔赴延安，后分配到新四军参加革命工作，唐院在湖南复校后，为工作需要组织决定让武回校复学）。朱瀚谱等五名党员学生（李先芬、吴公伟、段清涛、龚铨衡）毕业离校。兰田区委指定武可久负责支部工作。1938年12月，因武可久即将毕业，支部书记由张钺担任。当时党员有10余人。
　　地下党支部建立后，积极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民先”是1935年冬北平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示威游行，在南下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中，于1936年初组织成立的。在党支部领导下，学校南迁时成立了“民先”组织。在杨家滩时“民先”队员达到20多人，其中铁道管理系最多，共有12人。
　　学校在杨家滩仅有半年，抗日救亡活动基本在校内进行，主要活动有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开展救亡宣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校园政治气氛十分浓厚。
　　从离开杨家滩向平越迁移的途中，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带头开展团结互助活动，主动关心同学，同甘共苦，克服困难。在决定学校迁滇、迁黔问题上，党支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9年初学校迁至平越，党组织得到发展，三个系共产党员达到13人，“民先”队员发展至近60人。参加共产党和“民先”的都是思想进步、作风正派的同学，有许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当时全校学生三四百人，而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的人数加起来在学生中的比重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党的主张一般都可在学生自治会上顺利通过。当时是学校进步势力发展最兴旺的时期。
　　地下党支部在贵州省委领导下，通过“民先”这一半公开组织，团结进步同学建立了学生会、宣传队、歌咏队、话剧团、读书会、女同学会、壁报社等公开组织，还建立了许多进步社团，如“山城社”、“越光社”、“漫画学会”、“知识学会”等。这些组织和社团的宗旨均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平时利用假期或节日，到街头场坝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控诉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传播抗日胜利消息，以唤醒民众。
　　“话剧团”是社团中力量最强、最受欢迎的一个组织，其骨干是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演出的剧目包括《血溅九一八》《前夜》《塞上风云》《凤凰城》《日出》《雷雨》《放下你的鞭子》等。其中，党支部书记张钺，党员万蓉先、李宝汉都曾担任过《放下你的鞭子》《凤凰城》《前夜》的主角。
　　“话剧团”编写了自己的“团歌”。歌词是：“我们是中国话剧团的先锋，为和平正义歌颂，紧紧团结起来，亲爱像兄弟姐妹，如钢铁一般坚硬，锻炼得炉火纯青，把舞台反映现实，唤起被压迫的一群，这是我们的责任，教育民众，走上反帝阵营。”
　　“歌咏队”是由地下党员章守华，“民先”队员陈敬昭、张蒙德负责组织的。它是救亡运动中一支非常活跃的战斗集体，参加人数一天比一天多，在300多个学生中，参加“歌咏队”的就有100余人。每天晚饭后，男女学生自发聚在街头巷尾唱起救亡歌曲，并由“歌咏队”指挥，围观的民众随着齐唱，很快这些救亡歌曲在平越县城中流行起来。歌曲触动了民众的心灵，冲破了山城的平静。有时还利用群众集会演唱。歌曲有：《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八路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延安颂》《念故乡》《抗战进行曲》，这些歌曲唤起了民众的抗日激情。
　　1939年7月，“歌咏队”曾在县城中山场举行“七七挽歌”纪念活动。“歌咏队”指挥4000余位民众合唱“七七挽歌”，盛况空前，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爱国抗日的战斗精神。
　　“山城社”是管理系党员刘询岳（刘志成）为主倡导建立的，发起人还有徐大德、李宝汉、罗离、黄家骐等。《山城》壁报是文艺性进步刊物，登载小说和杂文等，在内容、质量上要求都很高，样式采用统一的方格稿纸，写好后贴在蓝布上。刊头封面是由平越县城城门及门上“艰苦卓绝”四个字绘成的，特别把鲜艳的橙色浓重地涂在城墙头上，意思是光明已照耀到古城城头。这个刊物颇得师生、民众的好评，成为抗日救亡的一支号角。
　　“越光社”和《越光周报》是由管理系“民先”队员黄家骐、李范初、王家林、林大庆等倡导组织起来的，社长为刘立绪。由于编抄《越光周报》，在集体宿舍内总有些不方便，他们便在学校外租了一栋独院民房，找到一张大乒乓球桌子，几条长凳，这样不仅便于编辑《越光周报》，开会也方便多了。
　　有了这间房子，便有人提议除了编写《越光周报》外，还应成立“越光社”，这个建议被通过了。他们从同学中还收集了很多进步书籍，用旧木板钉了两个大书架，摆得满满的，有《资本论》《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社内还订有几份报纸，来到这里借书看报的人不少。后来形势紧张时，取来的报纸，外面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包裹着，里面却卷着《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进步报刊。因此，“皖南事变”“百团大战”等等这些消息，社里人都能及时知道，尤其“百团大战”真是振奋人心！为防不测，这些报刊同学们看过后都要定期销毁，“越光社”实际上成了管理系进步同学的活动中心。
　　1940年春，“越光社”曾召开过一次纪念鲁迅先生的晚会，参会人员采取个别通知的方法，请大夏大学吴澄华教授作形势报告。屋子里挤得满满的，多数是站着听，屋内两盏桐油灯，大家聚精会神听讲，报告收到良好的效果。
　　“越光社”办的《越光周报》共分四版：第一版是国内新闻，第二版是国际新闻，第三版是大众画刊，第四版是文艺或妇女专刊。用的是当地产的白纸，按着版面请学校木工做了四个木框，将编好的刊物黏糊在木框上，然后挂在民办小学的外墙上。《越光周报》内容丰富，通俗扼要，定期出版，从不误期，被当地群众认为是平越唯一的小报。每次挂出去都有很多读者围观，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被誉为平越县的《大公报》。
　　地下党员王方玉、李梅英、万蓉先组织的“女同学会”，在发动女同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民先”队员王家材、党员岳翼民组织的“漫画学会”，创作了近百幅宣传抗战内容的作品，并参加了“七·七”纪念活动，在街头展览，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1940级管理系同学组织了“知行学会”，开展读书活动。在会长姚秉远的组织下，“知行学会”在民教馆的外墙上开辟了墙报《大家看》，言论尖锐泼辣，被誉为平越县的《新华日报》，起到了很好的抗战宣传效果。
　　平越是一个小县城，文化落后，只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为了使失学的儿童有学习的机会，在党支部的推动下，由学生会出面成立了一所“民众夜校”。校长由“民先”队员尚澍担任，校址设在成寿宫。学校设三个班，共约50人。学生晚间上课，有识字、语文、数学。学校免费供应课本和纸张，目的是使家境贫寒的儿童能够读书。夜校教师由“民先”队员担任，除向学生传播文化知识外，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唱抗日歌曲，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和称赞。
　　平越交大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极为活跃，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在当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平越交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情况，曾受到中共南方局负责青年工作的余莫文（即蒋南翔）同志的好评。他认为平越交大能有这样好的革命形势，在西南地区的高等院校中是少有的。
　　学校在平越长达六年，对当地民众影响很大，县城内居民很少，学校人数众多。在平越时，校名虽改称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但当地民众始终称“平越交大”。平、唐两院来后，不仅向当地民众进行了抗日救亡的宣传，而且根据当地人民的要求办了高中，活跃和丰富了平越山城人民的文化生活。学校师生与平越民众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至今仍令当地民众难以忘怀。平、唐两院师生艰苦奋斗、抗日爱国、严谨治学的优良作风，给当地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