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虎口余生，于1942年春，从香港历经艰辛混在梅县难民回乡队里，到达广东坪石镇。本来打算在老友处歇一歇脚，再去当时的‘文化城’———桂林当一名新闻记者。通过他的介绍，我去拜访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的王亚南教授。说老实话，在学术的征途上，我当时还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就这么一个偶然的机遇，后来在王先生的关怀和推荐下，把我留在了中山大学，这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就开始了教书的生涯，至今整整半个世纪。”———陶先生1992年自述在王亚南的推荐和帮助下，陶大镛的工作才基本稳定下来，开始在中山大学执教。王亚南对陶大镛影响至深。在陶大镛的最初印象中，王亚南的名字是同《资本论》紧密连在一起的（王亚南是最早翻译《资本论》三大卷的译者之一）。陶大镛首次拜访王亚南，就为他的博学和深思所倾倒。
　　“我追随这位献身于真理的良师，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没有上过讲坛，他指导我备课；我缺乏科研修养，他激励我知难而进；我偏爱钻书本，他又提醒我重视实际。他学风严谨，一丝不苟，经常告诫我打开眼界，博览各个流派的学术著作。
　　十年浩劫期间，福建方面通过所谓的 ‘外调’，要我写材料‘揭发’亚南先生到重庆‘会见’蒋介石的情况，我当时毫不迟疑地予以驳回了。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物价扶摇直上，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才伪装‘开明’，向社会贤达‘征询’‘限制物价’政策。王亚南先生怀抱拯救祖国、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揭穿通货膨胀的真相，伸张正义。这种坚持原则，嫉恶如仇的崇高精神，难道错了吗？
　　1974年我路过师大校内的书店，见到一本《<资本论>研究》，以为是亚南先生的新作，没想到前言中写到：‘这是他生前的部分成果。’顿时觉得一瓢冷水浇透全身。失去一位敬爱的恩师，让我痛苦万分。”
　　———陶先生1998年自述（高山平整理）詹君仲（陶先生的学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原经济系系主任）：陶先生非常敬爱他的老师王亚南。在他对王亚南先生的悼文中，曾这样深深地感念过：“饮水思源，如果没有亚南先生的提携、指引和鼓励，恐怕在科学大道上我还不能如此顺利地踏步前进。”
　　从1942至1946年，陶大镛先后在中山大学（坪石）经济系任讲师、广西大学（桂林）经济系任副教授、交通大学（重庆）管理系任副教授和四川大学（成都）任教授，讲授过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史、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原著选读、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经济数学等课程。由于他在教学和学术上的成就显著，仅三年时间，他就由讲师、副教授被提升为教授，那时他年仅27岁，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不多见的。他是名副其实的“老教授中的少壮派”。
　　“1942年王亚南力排众议，坚持聘请当时‘没有上过讲台，资历也很浅’的陶大镛到中大经济系担任讲师，并合开经济学原理一门课。1943年秋天，陶大镛要去桂林参加留英庚款考试，必须中途离职。王亚南从陶大镛和整个事业的发展出发，对此不但没有不悦之色，反而一面积极找人代课，一面热情鼓励他去投考，赞助成行，同时推荐他到广西大学继续教书，免去其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使他安心备考。 ”———摘自《王亚南教育思想研究》杨国昌（陶先生指导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在这期间，他曾用真名以及大古、石人、奚石人等笔名，在《广西日报》、《中国工业》、《时代中国》、《广东省银行季刊》、《国讯》、《民主周刊》、《民主生活周刊》、《民主与科学》、《民众时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和官僚资本的罪恶，作了尖锐的揭露。例如，在《肃清官僚资本》一文中，他曾写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官僚资本已经枝粗叶茂了，它的发展与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分不开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就是大官僚的化身。”他还认为“消灭官僚政治就成为肃清官僚资本的基本前提”，而“肃清官僚资本是建设新中国的开始。”
　　王同勋（陶先生的同事，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先生非常勤奋，我从来没有看到他闲着的时候。他爱写文章，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下笔快且行文优美，而且分析问题非常到位，文笔老辣，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这方面非常让我佩服。（二）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陶大镛积极参加民主运动。1945年冬到1946年春。他与彭迪先教授、李相符教授一同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因此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这就是当时在四川大学发生的“三教授事件”。
　　彭迪先 （民盟原中央副主席，“三教授事件”当事人之一，1991年逝世）：抗战胜利后，人心厌战，渴望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挑起内战和独裁卖国。当时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他打起“民主办校”的旗号，吹嘘要学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样子，要办一个“万人大学”。为此他先后聘请了一些民主进步教师来校任教。1945年暑期，聘请年青力强的经济学家陶大镛做经济系教授。
　　1945年12月1l日，森林系学生李实育和几个同学在学生宿舍张贴声援昆明学生和抗议“一二·一”惨案的标语，遇到几个“三青团”反动分子围攻殴打，此后反动分子又纠合三四十人，蜂拥到李的寝室把李打昏，同时，他们还诬陷，说李在纪念“一二·一”游行队伍中喊过卖国口号，并将李关押审讯。此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步学生用各种方法公开事件真相。1946年2月14日，法院被迫宣告李无罪释放。“李实育事件”发生不久，参加围攻李的“三青团”骨干分子肖连荣（有人说他是首先出手打的），冒名顶替别的学生补考，被当场抓住。我向学校当局提出，“替代考，按校规，要开除学籍。”黄季陆表示不同意，说“肖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记两个大过就行了。”当时我明确表示如不开除肖，就要辞职。经济系陶大镛教授、森林系李相符教授等都表示要与我共进共退。
　　事情就闹大了，我们说要发表公开声明。川大经济系和别系的一些进步同学知道此事后，都纷纷表示支持我们，使我更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这就使黄季陆非常尴尬，找不到滑过去的借口，终于忍痛开除了肖的学籍。
　　肖被开除后，川大的反动分子更加仇恨我们了。他们一伙阴谋策划，在当时川大训导长丁作韶（中统特务）、川大“三青团”头目王文元等人的策划下，炮制了惊动校内外的“三教授事件”。
　　1946年3月12日，反动分子在川大图书馆大楼前的墙壁上，贴出一张题为《新民主》的特大壁报。壁报内容无中生有地诬蔑我们三人 “吃卢布”（接受苏联津贴），“讲新民主”，主张东北自治，新疆、西藏独立，出卖祖国，等等，极尽诬蔑谩骂之能事。壁报贴出后，全校哗然，掀起轩然大波。我和陶大镛在课堂上公开宣布，如不处分这些侮辱师长的反动家伙，我们立即辞职，并将向法院起诉。
　　反动分子阴谋“先收拾李相符，再来收拾彭迪先和陶大镛”，想把我们三人轰出川大。对此，我们提出了“尊师重道”的口号，很快掀起了“尊师运动”，以争取广大的中间派师生。结果，全校各社团、各系级纷纷出启事、发声明，大多数院系主任和六七十位教授签名，表示要站在我们这一边，不少同学纷纷主动到我们家里慰问。形势对反动分子极为不利。黄季陆得到急电从南京赶回成都。一下飞机就有几十位进步同学向他“请愿”（实际上是示威），要求严惩肇事者。黄季陆虽然想庇护他羽冀下的反动分子，但由于师生中进步力量占绝对优势，而且当时很有影响的成都市各大学教授联谊会也公开发表宣言，声援 “三教授”，谴责反动派。因此，黄季陆只得把公开出面肇事的马云声等四个特务学生分别处以记两大过、两小过和停学一年的处分。暑假中又撤去了丁作韶的训导长的职务，解聘了王文元，这两个罪魁祸首先后滚出了川大。
　　1946年10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陶大镛以进修学者的身份，赴英国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