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昔梅。
　　1931年的初春，江南湿冷的北风吹得单薄的窗纸呼呼作响，冰冷的土屋里刚出生的她哭得很费力。在大山下的农家，她艰难而乖巧地成长，伴随她的是令人无望的生活压力和超负荷的家务劳动，还有陈旧、刻板的封建礼数。即使有想过，她也知道自己是无力改变的，已然残酷的现实和不容幻想的未知命运，于她只有接受。
　　有一天，母亲给弟弟缝制了一个麻布书包，她在一旁埋头捶打晾晒好的油菜籽。失落，只是于事无补的奢侈。曾以为，如果她往后有好命，还可以嫁个宽绰人家。但老天也没有顾得上她。十岁那年的春天，有人来提亲，她躲在门后不敢吱声，亦无法想象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另一番人生。很快，母亲为她添置了大红的嫁衣，那可是她有生以来最奢华的服饰了。然后，裹上几件换洗衣服，嫩生的她便出嫁了。后来，她和她的儿孙聊天说，有的童养媳，六岁就去了夫家呢。对于她感到侥幸的种种，她永远那么宽容和谦恭。
　　无需提爱情这样遥远的字眼，她只有无尽的义务，顺从苛刻的长老，体恤与她一般大的丈夫，辛勤劳作，再生育抚养。在纺纱机旁，她度过了无数个炎热或者寒冷的深夜；养到三岁的长子，因病夭折……生活可以给予人的磨难，总是超乎人的想象。
　　岁月在她的世界里缓慢前行，但它们终于远去。她就一直那么安静地活着，勤俭持家，悲天悯人，祭祖拜佛，她常说的几个字是将心比心，不断地用对亲人的爱驱赶着心中飘渺的哀怨。而当昔日笨拙地掀起她头盖的少年变得白发苍苍，艰难拉扯大的儿女也已为人父母安家乐业，步履蹒跚的她依然停不了操心，她甚至开始喃喃地表达自己的牵挂与不舍，以惯有的卑微方式，那些深重的恋念把她佝偻的背影驼得更弯。
　　她叫咏兰。
　　2009年的清明那个阴雨纷纷的早晨，她永远地离开了。儿孙的哭喊被深灰的天空压得很沉很沉。追悼仪式是隆重盛大的，灵堂前吊唁的人排起了长队。如那祭文所歌咏，她的一生坎坷不平，于一个地道的农村女子，足够用传奇来形容。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月。1937年，父母带着襁褓中的她和四个兄妹惊恐地逃生。留学归来的外祖父因被误看成特务，中弹而亡。漆黑潮湿的山洞里母亲病倒离世。从山洞中出来后，原本就贫潦的家中已空无长物。小小的她扫视着面前的一切，忙乱的双眼都来不及哭。然而悲剧并没有落幕，刚到三岁，父亲也弃她们而去。她和兄妹们蜷缩在一起，惊栗地颤抖。
　　她们再无依靠，唯有用自己的双手种植蔬菜，大豆，苎麻，在收割过的稻田里拾穗，在涨水时的沟渠里捕鱼。待到五岁，她央求哥哥带她去了向往已久的私塾，先生极其严苛，但他同意他们每年收了大豆再来抵交学费。欣喜的她忘记了所有忧愁，在烟熏得睁不开眼的炉灶旁把功课背得滚瓜烂熟。她一边自学断断续续念完小学的课程，之后为了支持哥哥的学业，她主动退学了。
　　终于有一天，这个多难的国家迎来了解放，这让她们热血沸腾。她与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组织社团，自办小工厂，18岁的时候，她在鲜红的党旗下郑重地宣誓。从那以后，她就扎根在了基层，为了乡亲们的忧难奔走不停，而三十多岁的丈夫病危的时候，家中却只有不到三块钱。在病床前守了一个多月后，丈夫留给她的是抚养三个孩子的重担。她默默吸了一口烟，硬是没有倒下去。往后有过很多离开基层晋升的机遇，但她都选择了放弃。她说，唯有脚下的土地才让她踏实。
　　一直到近七十岁，她才正式退休，疾病开始困扰她单薄的身体。她自己有规律地吃药，每天把头发梳得很整齐，穿素雅的新衣服，带着老花镜读报，给灾区捐款。她从不敷衍生活，也不埋怨命运，对他人和自己，她亦同样尊重。
　　她们，是我的祖母和外祖母。在她们看着我长大的同时，我也看着她们老去，甚至离去。很长时间里，我喜欢祖母的温柔善良，但不喜欢她的守旧拜佛，不喜欢她过分谦卑。而对外祖母，我敬仰她的坚强勇敢，知书达理，但她有时候严厉的模样，也让我心生怕意。然而，就是这两位普普通通的老妇人，用她们作为女子坎坷的一生，教会了儿孙们，特别是女儿、孙女们，最朴实深重的哲学，那便是对他人的善良，对自己的尊重，对生活的坚忍，还有对社会的责任。
　　明天，就是第一百个国际三八妇女节，感念这特殊的节日，拾掇起记忆深处的文字，献给千千万万个似祖母和外祖母的劳动妇女们，以表敬意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