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我的母校———上海财经学院———历经三落两起后复校了。新财经学院挑起了为改革开放培养新型财经人才的重任，一批爱国爱校的老教授、老干部重返学校。一些十多年前的毕业生经考核回到母校参与教学，但是他们也面临教学实践经验缺乏、知识老化的状况。很明显，“文革”停办十年的母校,师资力量出现了断层，教师在知识结构上与国内外大学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
中国政府开始向发达国家选派输送留学生。我校组织了青年教师参加出国英语培训，我虽然参加了培训，但是因为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没有申请出国留学。然而当时统计系主任贾宏宇老师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他说，“小王，我们都老了，今后要靠你们年轻人努力呀！”一向恋家的我意识到自己除了家庭责任之外，还负有对学校、社会和国家的责任。
由于荒废了十多年，自己喜爱的英语已经淡忘了，第一次EPT考试我已经达到出国要求，但是因为分数不高，不能选择语言水平要求高的经济统计，只能去美国学数理统计。由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学的统计是计划经济下的报表制度、工业统计学和商业统计学，没有学过数理统计，基础太差。我不敢挑战，所以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第二年我又参加了英语考试，成绩符合要求，可以去学习经济统计了，但没有想到的是我被派往日本留学。从头学日语，对于已经三十七岁的我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和挑战。我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培训部学日语的时候，由于压力大，身体透支，生了病，医生要我住院治疗，我想打退堂鼓了。龚浩成副院长和胡国华教授给我鼓励，“小王，你到日本去，即使什么都学不会，学会日语也是进步。”“不要有负担，你努力了就好！”我体会到了老一辈的殷切期望，我决心要努力学好日语，走出中国打开的国门。
1983年12月26日，由中国教育部派遣，我们一行29名留学生飞赴日本。我们这批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被认为是优秀的培养对象，受到日本大学和各界的重视。我选择了日本的一流大学一桥大学，学校专门为我们配备了日语教师，我们可以选修多门课程，费用都由中国政府支付。出国前，教育部领导曾对我们说，你们的身份是进修教师，不是为了写论文拿学位，要在国外大学用两年时间尽量多选课程多学习，回国教好学生。其间的含义很清楚，国家需要尽快尽可能多地培养改革开放所需要的人才。
我选修的统计课程包括基础理论、高级统计学、应用统计学、运筹学、计量经济学，排满了每个白天，可以说大大弥补了自己本科生时损失的时间和知识。导师还根据我的要求，联系到日本总务厅统计局、农林水产省去学习家计调查、抽样调查、农产量预测等。这是一般自费留学生享受不到的待遇。导师说，“你是中国政府派的留学生，将来要培养你们回国当干部的，我们尽量满足你的要求。”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出版了，并且在日本也能买到，日本的业界和大学教授们都非常兴奋。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教授们立即行动与我合作编制了中国经济统计软件。那时用的是中型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算出一个部门的投入产出结果。我们还用SPSS、SAS等软件编制了一些中国经济的预测模型。1985年，我先后参加了日本经济统计学会和国际官方统计学会，并参加了国际统计学界已经通行的国际比较经济统计研究，如采用购买力平价进行中日消费物价水平比较研究。1985年下半年，我曾在日本一流企业日本电气（NEC）和麒麟啤酒公司研修。NEC公司高层专门为我配备了指导小组，我得以系统地学习了现代企业管理，期间运用统计方法和计算机工具为企业做了预测模型，获得好评。当我第一次跨进NEC总部大楼时，引导我的职员把我带到大厅里放着的一台电脑前，手指触摸了几下，屏幕上显示出“某某，你今天的办公桌上有几个文件要处理，还有你的办公桌需要整理了”。看着一脸惊讶的我，他告诉我说：“我们每天上班进大楼后，首先在电脑上看自己的页面上的告知，如果没有十分紧急的事，我可以直接去其他地方办公事，省去上下楼的时间了”。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教授带我参观了丰田汽车的一家工厂，我第一次看到机器人在装配私人定制的一台一台个性化五颜六色的乘用车，太漂亮了！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非常关心我们这批公派的留学生,经常组织各种活动，办晚会，看演出，到农村体验生活等。1984年冬天我国大使馆教育处组织我们去东京近处的农村“homes:stay”。我住在农协主席家，三天的农家生活让我看到了发达国家的农民家庭生活样貌。儿子们都去东京工作了，老夫妻两人有一台小货车，一台乘用车，养了几匹马，种的农田有不少都荒着，一问才知道在轮作养田。怪不得超市里的大米那么贵，因为有一半农田在休养，而农妇们也闲得在家唱卡拉OK呢。1985年我们得到通知去东京观看中国青年艺术团的演出，演出结束后，还有幸与作曲家施光南，歌唱家彭丽媛、佟铁鑫等合影留念。
在日本聚会不少，我接触了各界人士，虽然时隔三十多年，有些事还记忆犹新。记得刚到日本的第一年，可以说凡是聚会中有年届五十以上的老年人（日本职场上一般都是男性）时，总有人站起来问我们，家中有没有人在日军侵略时被害？并且很真诚地向中国留学生行礼道歉。一桥大学所在的国立市报纸每年采访一次大学的留学生，那一年报社的女记者采访了我，这是该报第一次采访来自中国的公费留学生，记者把中国留学生的照片和采访稿放在报纸专刊版面中部最显著的位置，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深夜十二点以后，我每每从研究室回宿舍的路上，经常是思绪万千，会情不自禁地轻轻唱起《我爱你，中国》。
在日留学期间以及回国后的二十多年，我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大学或大企业甚至居住处的邻居，对中国发生的变化很感兴趣。我曾被邀请到大学或企业做讲座，题目有“中国的市场经济展望”“上海经济论”等。听众踊跃，有时达到几百人；也曾为大学的本科生的暑期班集中授课，选修人数超过欧美国家大学教授开设的选修课。每次讲完，台下提问不断，既有好奇，有疑问，也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
回国前，有日本著名企业和大财团要到上海来投资，找上我，可谓高薪聘用，但是我一一拒绝了。因为我喜欢做教师，更要对得起母校地的培养。我觉得做教师向学生传授所学的新知识，可以得到最大的社会效果。
1985年12月25日，我结束留学生活，回到祖国，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家庭和母校。当年上海财经学院刚更名为上海财经大学。我原以为可以在统计教育方面多做工作的，但是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上财的教育理念、体制和格局，在复校后的十几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9年，作为办学国际化的一部分，财大要招收留学生，我授命于谈敏校长，担任了新成立的留学生办公室主任（后来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
复校后的上海财经大学经过二十年的重建，已经在国内重振雄风，成为年轻学子的向往名校。但是留学生人数之少，成了财大办学国际化的短板，留学生办公室成立初期招收的留学生只有28名。而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北大、清华、北语等都在千人以上。时隔十五年，我又要走出国门，去招留学生了。因为在国外，财大知名度不大，很少为外国学生所知。记得1999年末，我第一次参加上海市教委国际处举办的赴日本东京的教育展，我们财大的展台就在复旦大学展台旁边，到复旦展台前咨询的人络绎不绝，我们这边几乎无人问津。从那一天起，我和同事们抓紧机会向老大哥单位学习，名誉院长陈仁风老师带领我们向老大哥单位学习取经，给了我们关键性的帮助。我们决定打出财大的“财经”特色品牌出国招生，以滚雪球的方式扩大生源。我们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招生展。在美国的国际留学生招生展上，我们上海财大的英语名字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的海报，其中的FINANCE:AND:ECONOMICS吸引了欧美国家来的大学参展者和参观者。他们表示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财政金融都很感兴趣。渐渐地，除了韩国日本来的留学生，财大校园里又增加了来自欧美国家、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2003年起，我校获准可以招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非洲国家的留学生也呈现递增的趋势。到2007年，我校的长短期各类留学生人数已经超过2000名，生源国达到90个国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中国文化的多。北大、复旦和北京语言大学或一些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有中文系，上海财大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但是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腾飞让世界瞩目！到中国来看一看，到中国来投资的越来越多。来财大留学的本科生中，大部分选择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专业。汉语特别是商务专业用语成了热门，我们决定充分利用财大的学科优势，抓紧时机，扬长补短，打出财大“商务汉语”的特色品牌。我这个统计学教授也开始“不务正业”，投入到大打“商务汉语”之战中。我和语言学专业的专家同事们互相学习，编写了系统的商务汉语教材、商务汉语案例库、经济新闻用语词典等。这些成果在国内业界也属于比较领先的。我也为留学生们上财经汉语课，当留学生用中文跟我说：“王老师，我现在能听懂电视里讲的经济方面的新闻了，也能看懂报纸上的文章了。我太开心了！”这时候，我的心里像吃了蜜糖一样甜。我这个统计学教授值了！
学校领导提出了提升留学生教育内涵建设的要求，外国学生也提出了更快更直接地学习中国经济知识的迫切要求，我们得到金融学院领导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开出全英语国际金融课程，受到留学生的欢迎。来财大的留学生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数也逐年递增，与中国学生的融合度也越来越高。学院组织留学生旅游，他们也利用假期做背包族，领略中国的山山水水。不少留学生学习结束或毕业后留在上海或其他城市工作，有的回国担任了国家重要职务，有的在大学里当教师教中文、教中国经济等。
我校留学生积极参加CCTV“汉语桥”汉语大赛、“上海市外国留学生中国元素创意大赛”、“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龙舟赛”，均取得了好成绩。每年五月，财大的“国际文化节”更带给全校师生一次文化盛宴。
回顾自己的留学生活和留学生教育工作经历，我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放既让中国更好地走向了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了中国。
